11月25日，张先生再次发文称，理解南航，急救中心是我最绝望时刻。

　　张先生在救护车上的遭遇大致是这样的：他被机场的救护车送到了首都机场医院，原因是离机场最近，救护车进不了市区。结果，首都机场医院不能处理张先生的病情，要求转上级医院。首都机场医院联系了另一辆救护车，救护车的工作人员说，我送你去999急救中心。到了999急救中心后，医生也查不出张先生的病症，两次询问张先生是否吸毒。

　　无奈之下，张先生只能求助朋友帮忙，最后被送到了人民医院。经过一系列检查，医院以最快的速度联系急诊医生为张先生做了手术。据张先生称，再晚的话，他可能会面临小肠穿孔。而病症耽误到这种程度，死亡率是75%左右。张先生认为，救护车没有根据病情寻找医院，他们应该把自己送到最适合治疗的医院，而非最符合利益的。

　　中国医师协会法律事务部主任邓利强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说：“在这件事情中，救护车的做法是不对的。”

　　“张先生的观点是我们早就秉持的观点。以前救护车在履行职能过程中，的确出现过一些问题，比如发生交通事故后，来了两辆急救车，为了争抢患者，急救车之间甚至发生打架事件。或者在转运过程中，明明路过了医院，但急救车还要把病人拉到有合作关系的医院的情况。”邓利强说，“急救车和合作医院有没有利益关系，我们暂不去探讨，但为了遏制路过有救治能力的医院而不去，一定到另一家医院救治的现象，相关部门确立了急救车就急、就近、就能力的调度原则，以病人的救治为第一要务，而不能以部门利益、集团利益为先。过去，120不仅负责病人的转运还负责后续治疗，所以120特别喜欢把病人拉到某些医院去，国家也因此规定120仅仅负责转运。”

　　在此次“南航事件”中，急救车方面是否应承担责任？邓利强的看法是，恐怕很难一句话得出结论。

　　“在这起事件中，急救车的不当在于没有关照到病人利益最大化，导致病人的救治受到了一定耽误。这样的疏漏对病人造成了一定影响、造成了痛苦。但是，切除小肠这个结果是疾病发生本身导致的，还是说如果及时救治就有可能不切，这个结论需要专业评价。我建议媒体不做结论，因为这个东西很专业。”邓利强说。

　　对此，北京大学卫生法学教研室主任王岳认为：“关键在于急救车的做法是否导致延误治疗，延误是不是与小肠切除之间有明确的因果关系。因为要构成侵权责任法所规定的医疗损害责任，必须要有过错和因果关系，这恐怕要涉及鉴定问题，如果没有鉴定，可能不好简单地下结论。”

　　“有一点需要强调，对于院前急救来说，患者拨了急救电话以后，医患之间的法律关系就已经产生了，所以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对整个急救过程要负责。但是，相关部门要给予配合。对于这个事件，我觉得航空和医疗方面都有不妥的地方，南航照理说也与乘客有合同关系，这个合同关系也规定了对乘客安全保障的义务。”王岳说，“很多医患纠纷，不是源于技术因素，而是因为医务人员的冷漠。敬畏生命不能只停留在口号上，对广大的医务工作者而言，冷漠是比疾病与死亡更可怕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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