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慈善家》：2014年“敦和种子基金计划”启动，首期资助了9家基金会。对于入选的基金会，敦和基金会通过怎样的机制来监测其成效?

　　刘洲鸿：每一笔种子基金都会设立一个管理委员会，它的组成一般是5个人，接受种子基金的基金会两个人，敦和基金会两个人，外部一个人。这个管理委员会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决定资金的使用问题。另外，我们有一个《敦和种子基金管理办法》，会跟所有接受种子基金的基金会签订一个捐赠协议。我们原则上要求种子基金的投资理财收益用于解决机构管理和人员经费工资不足的问题。但需要强调的是，种子基金的操作和项目资助的思路不一样。我们一旦选定了资助的基金会就会充分地相信它，让它在协议的范围内灵活地支配每年的投资理财收益，看它是将更大的比例用于员工培训，还是作为绩效来激励员工等等。但是，它最后要给我们一个报告，说明钱是怎么花的。我们会根据这些报告去分析这些钱对这些基金会帮助有多大，反思我们选这些基金会是不是合适。

　　《中国慈善家》：你曾表示：“也在思考要求有配比，敦和基金会与公益机构各出一定比例，成立种子基金。”但是在2015年的招募公告中却并未发现“配比”一说。为什么?

　　刘洲鸿：当初是考虑配比，但是后来觉得，往往有需要的基金会不一定配比得出来，而配比得出来的基金会又未必是真正有需要的。这样一来难免跟种子基金计划的初衷相违背。我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帮助一些处于高速成长期同时具有卓越公益绩效表现的中小型基金会，解决因管理经费紧张、人员工资福利待遇低等而导致发展受限制的问题。但是，接受种子基金的基金会在管理经费等方面的缺口不能太大。比如说，你需要100万，但你只有70、80万，资助你20多万才可能管用。所以，配比的理念很好，但是用在这上面不合适。

　　《中国慈善家》：在未来，敦和基金会是否会通过联合、配比等方式撬动更多资源，包括商业的、政府的等等，以壮大基金会行业种子基金的规模?

　　刘洲鸿：你说的这个很好，但是种子基金根本上要解决的还是基金会管理成本的问题，而不是做撬动资源的杠杆。而且，让很多基金会来学种子基金的做法也不现实，因为除了资金，还需要有投资理财意识和能力。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教育社会，让大家意识到公益是有成本的，基金会的运作是需要成本的，大家在捐钱的时候要允许基金会列支一定的管理费用。

　　种子基金计划去年刚开始做，它的效果究竟如何，现在评估还为时过早。但是，我希望它将来不存在，希望未来没必要搞一个种子基金来解决基金会的生存问题。所以，我们最主要的是希望能引领大家关注这个问题，要让基金会能够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做得更好，而不是存活不下去或者无法做大。再往前说，基金会究竟列支多少成本合适，应该实事求是，让捐赠人用脚来投票，而不是人为地规定管理经费的比例。（慈善网）

 2/2   首页 上一页 1 2

责任编辑：bj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