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思妙想有些不接地气也没关系,我比较支持冒险,有些事情中国很多机构不是很想做,考虑到各种社会价值评估和效果,但我觉得像文化机构应该去冒一点险,做一些哪怕目前不能马上收效的项目。”追求自由、喜欢尝试,这是北京当代艺术基金会理事长崔峤身上给人的深刻印象。其人生经历也颇为丰富,少学书法、青年游学欧洲、2003年归国后就一直从事与艺术相关的工作,现在则带领北京当代艺术基金的团队,促成智慧创意在都市空间的实践交流与能量显现。
最近崔峤受邀来深参加“艺术深圳”,并在“当艺术与公益相遇”论坛上,以自身从事艺术公益项目的经历,提出许多可行建议。在活动结束之际,崔峤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话题就从“艺术深圳”聊开,她语速奇快,仔细聆听之下总能捕捉到她那艺术与公益相遇的灵思妙想。据了解,崔峤曾任柏林国际电影节中国选片代表、歌德学院(中国)公共关系部主任与文化项目部主任、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副馆长等。曾策划世界电影大师文德斯、阿巴斯中国巡展、图书《北京跑酷》(获中国建筑图书奖)等众多优秀文化艺术项目。
深圳可以“做实事” 且“做得好”
“来到深圳我只参加这个公益论坛,感觉好温暖,像大家庭一样,年轻人聚集很多,观众提的问题也很好。”第一次来到深圳,在此之前对深圳的艺术环境完全不了解的崔峤,对深圳深有好感。在她眼中,深圳这个地方是一个可以“做实事”且“做得好”的地方。“像‘艺术深圳’后面还有一些后续活动,可见其规划都不是空谈。”
作为一个有着典型的“海归”背景,从事艺术行业多年的专业人士,崔峤在“当艺术与公益相遇”论坛上亲身说法,介绍自己多年的工作经历,表达自身关于怎么用更加专业的方式推广公益的思考,并提出许多有意思、可操作的建议。她希望,公益项目能以更巧妙的方式去实现,而公益和艺术的融合,能更加接地气。
在崔峤看来,深圳在社会创新方面做得不错,但对于自由意见表达渠道、沟通渠道还不是很了解。“深圳藏龙卧虎,若把大家的智慧集结起来,这是一个更大的挑战。”她表示,社会的创意也要看民间每个人的自由表达、用什么有效方式让不同的相关方面知道。她认为这种渠道的建设很重要,“相信媒体应该能够做好这种事情”。崔峤讲到,原来她任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副馆长时,当时有一个系列活动叫“天才汇”,放开给所有人来提交各自的文化公益活动创意,并倾听他们对艺术的想法。“每个月我会汇聚大家的想法,选取一个来帮他们真正落地实现,相当于观众和民间大众是策划人,我们具体组织实行。”
颇为难忘的是,那时有几个项目崔峤特别感兴趣,比如实验的第一个项目就是公益NGO系列公共项目,“那时我跟公益还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我在艺术中心开设一个支持中国NGO发展的系列,我们邀请不同的媒体和艺术家与NGO 一起做互动提升NGO公关推广以及平面设计质量的工作坊,做好媒体的搭建等等,而且这个公益和艺术的系列项目竟然赢得奔驰Smart的全年赞助,还算是创纪录的一个文化创意品牌。”崔峤至今犹记得,“天才汇”第一个项目就是有一个观众提出到了北京之后,北漂的他已是“新中产阶级”,但又特别怀念山区家乡里的小学,希望公益人士和艺术家能为他远在河南的山区小学做一个艺术开学典礼,“小学在大山里特别难找,又坐火车又转车。”崔峤说,“当然这主意非常好,在山村里的那个艺术开学典礼特别温暖、有意思”。
中西方文化交流
差异不大
尤要一提的是,在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留学时,崔峤学的是经济管理、艺术史、新闻媒体。对于这段留学过程,崔峤称自己“在欧洲八年,是先玩了两年”,差不多把欧洲和非洲玩够了才回去上学,并用很快的时间毕业,期间碰到很多帮她的人,为此她“很感恩”。而这段学习过程,更是对她往后的工作产生了很大影响,比如虽然学习过经济管理,但她并没有从事经济行业。“对我来讲,学习的过程是我要自主选择的一个过程,不是我学某个专业就一定要朝向该专业工作,也不是为了谋生去做这个专业,那时我知道自己不做什么,后来做的都是非盈利行业,跟商业没有太大关系,否则我只能沦为某个品牌和产品的奴隶去帮忙营销,没有自由度可言。”
不同于很多人对德国持有的形象严谨的看法,在崔峤眼中,柏林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因为开放性、自由度,包括对不同背景的人的包容度很高”。特别是在学习之余,崔峤常常观察柏林的大型活动,包括市民文化的公益推动等。“综合来讲,这个城市还是属于青年文化特别发达,倾向于自发型,从个人、社区去改变城市样貌的性质,并非什么都规划好,它所有的重要创意活动,都是由一个人或几个人慢慢把平台做大,这对我影响挺大的。”崔峤回忆从柏林回北京时,当时一对比,还感觉“北京是文化沙漠,因为都是规划好的”。她强调,一个城市有活力是“真正把每个人的‘小宇宙’、智慧从民间激发出来”。
“所以,我回国时,看了一圈中国的文化机构、美术馆,我就决定不要进任何一个官方机构。我自己做独立策展人,从个人身份构建更适合我自己发展的系统,只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这对我很重要,也不想去妥协任何事情。”崔峤说,可能她的工作经历一直是独立的、民间的身份,但她并不排斥与官方机构合作,“只要双方能够把原则说清楚,换位思考,天花板还是要顶的”。
然而,谈及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差异,崔峤倒觉得“差异也没那么大”。在她看来,关键还是人。“人要是有性格、有趣,一个项目才会有故事,才有吸引度,如果你总是把它变成意识形态交流,总是要竞争,总是要贯彻输和赢的观念,那么你永远处于紧张的状态,不可能有真正的交流。所以,我认为交流还是从人开始。”崔峤认为,只要“人”里面的故事做足了,调研做足了,有意思的事情就非常多,“所以我的项目策划非常重要,要弄清楚每个项目的特点、吸引度和故事性是什么,以及节奏是怎么控制的,这跟人和人之间的交往是一样的”。
真正的当代艺术
是无所不在的
值得称道的是,崔峤在担任柏林电影节中国选片代表、歌德学院(中国)文化项目部主任期间,曾与德国著名导演文德斯、伊朗电影大师阿巴斯、德国现代舞大师皮娜·鲍什和德国著名艺术家里希特等合作过,其中也正是她首次将现代舞第一夫人——皮娜·鲍什介绍到中国,掀起中国的“鲍什热”。而在担任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副馆长时,她负责国际文化交流项目和文化教育项目,其所带领的五人团队每年组织600到700场的公众教育活动,亦令人称叹。
事实上,崔峤正式进入公益行业才一年半,时间并不久。现在她所带领的北京当代艺术基金会的团队非常年轻,大多也是海归人士,故拥有很多国际资源。而对于公益艺术,她认为一定要接地气,一定要服务公共需求。“所以,在我们所有的项目里,不管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大多数要么是智库研究类的项目,比如文化部委托我们在印度做的文化交流政策研究、中欧人文智库峰会、中法文化高峰论坛等等;要么是服务大众的公共项目,比如中国设计公益联盟、青年艺术家国际驻留支持计划等等。”崔峤介绍,现在他们在执行的一个项目叫“中国人文地图”,主要是针对二、三、四线城市的大的文化调研,“我做国际文化交流做了十几年,我也不想总做那些很熟知的事情,我想做一些新鲜没有人关注和支持的事情,这方面我们还是做了一些工作。”
至于公益艺术项目的推广,崔峤更喜欢走民间的路线。在她看来,民间更包容多元,能够真实反映问题,以及未来发展的方式,是官方和政府替代不了的。“我觉得民间资源合作也是在价值观相同的时候更专业和高效,所以,其可行性和可行度都非常大。”然而,她也指出,目前人们对当代艺术的概念想得太窄,“当代艺术不只是美术馆里的展品或成为某个艺术家的作品才是艺术,真正的当代艺术是无所不在的。每个城市不管是文化机构,还是主管人员、城市规划人员,他们对当代艺术的理解是可以更加增强想象力的”。崔峤还建议:“每个城市的建筑围挡、社区橱窗若能做成一个媒介,把它跟艺术、设计、社区生活结合起来,将会是很好的当代艺术作品。在社区也能做很多工作,当代艺术应该是更广泛的范围,人文思想、设计、社区、教育都应包含在内。”
令人惊讶的是,崔峤称自己的兴趣实际上不是当代艺术,而从事的工作多与当代艺术结缘,纯属一种“阴差阳错”。“当代艺术只是一个名字,我对艺术的理解可能更宽泛一些,跟人文方向更亲近。当代艺术只是一小块。所以即使我们基金会负责了几年的威尼斯艺术双年展中国国馆的策划与组织,我们的主题也是更加偏向社会性人文课题的‘民间未来’。我在欧洲八年观察很多,包括艺术和教育、艺术和社区、艺术和公益,艺术能跟更广泛的社会系统发生关系才是有意思的,否则永远都是小圈子的事情。”崔峤坦言,她“从不混任何圈子,从不参加开幕式和酒会,也从不参加协会”。“我还是适合于这种独立的民间艺术体系,而且当初我回国时也不想进入什么体系。”崔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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