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我们和达能集团合作，研究矿泉水瓶回收产业链中不同利益相关方的社会经济状况。我在深圳街头做拦访，刚开始效果很差，回应十有二三就谢天谢地了。后来，我找到了办法。每拦下一个人，我开口第一句不再说 “我是***，正在做一份调研，……”，而改成“大哥/大姐，帮个忙”，等到他们答应说“好”之后，我才告诉TA我要做问卷。一个简单的动作，立刻扭转了局面，应者十有七八了。
这件事情，我一直津津乐道，它说明相当一部分人是乐意帮助他人的。不是吗?
2013年，我们和乐平基金会合作，评估小额信贷的社会效果。我在四川省大邑县访谈贷款户，基本都是中低收入的农村家庭。我问他们每个人“为什么要贷款?”小额贷款的利息从百分之十几到百分之二十出头，可是不低的数字。其中不少人给我说，“向亲戚朋友借钱，抹不开面子，开不了口，而且人情债太重，不好还”。
这段调研，让我明白，向人求助以及随之而来的被人帮助，并不是一件舒服的事情，至少相当一部分人是这样的。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我们被帮助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那么我们为什么又如此热衷去帮助他人呢?尤其是大部分公益人，更是以此为业呢?
答案也许是，做公益有时能给我们一种错觉：我们很赞，我们与众不同，我们懂得多，我们能帮助别人，我们能改变世界。
在公益领域，我经常听到人们批评公益之外的人只关心钱，物欲横流，没有家国情怀。而我今天和一位初中同学见面，她夸她的弟弟终于有了责任感，依据之一就是他正在努力挣钱攒钱养家。
在公益领域，我们一谈到农民工，一谈到留守儿童，就好像他们很穷。而我在北京走访农民工的住所，一些人比NGOer住得宽敞，留守儿童的爸妈在城市打工，经济状况在村子里都不算差，收入比不少NGOer还要高些。
在公益领域，我们经常想提升他人的意识，要做“公众教育“。公众由于受长期的教育和社会环境的蒙蔽，没有意识到公益的意义和价值，于是我们要刮起一股猛烈的公益启蒙。
我很纳闷，我们为何与社会如此分裂?而我们又何来如此爆棚的自信?这些观念，其实一旦认真走进现实中间去看看，摘下刻板印象、有色眼镜，去了解下我们的工作对象，很容易纠偏的。但为什么我们不去看一看呢?为什么我们身居社会之中，身居服务对象之中，我们还看不见、摸不着呢?
也许只有一个道理：看不见、摸不着，会让我们舒服些。
王尔德说，“敌人造成的困难很容易承受，朋友取得的成功却让人难以忍受“。如果我们的工作目标对象，比我们过得还“成功”，恐怕就更加难以忍受了。
我们特别需要沉浸在我们很善良、我们很与众不同、我们很行的错觉之中。
这种错觉，有的时候是无伤大雅的自我安慰，但有的时候却可能会给受助对象带来伤害。
一行城里来的驴友路过一所乡村小学，看到校舍凋敝，孩子们衣衫褴褛，他们决定要做些什么。想到做到，他们集了一笔款，买了一批书包。在捐赠仪式上，孩子们面色凝重，紧咬着嘴唇，一个皆大欢喜的场面连一张喜悦的笑脸都拍不出来。校长和老师们有些尴尬，孩子们太不懂得感恩了，对孩子们进行了思想教育。再后来，由于驴友们的动员，到学校来的城里人越来越多，孩子们的书包、铅笔、文具盒、图书都开始有人送了。孩子们每当看到城里模样的人，远远地就会主动开口问好了。但细心的人慢慢发现，有些学生上下学的路上，书包拖在地上走，为什么这么做，“这又不是我的，我家里还有好几个呢“。更可怕的情景是，每当有人去的时候，他们都有捐赠的期待，如果期待落空，他们心里多少有些埋怨。直到最后，有些人才意识到，最初孩子们的脸色凝重，其实那是自尊。孩子们谁都不喜欢自己穷，心里都有一股倔强劲，成为别人的帮助对象是很不舒服的一件事。而这么多年过去了，城里人的热心、爱心，把孩子们最宝贵的自尊打得无影无踪。
想一想，这样的故事是不是俯拾皆是呢?我们是不是在消费孩子们贫困，消费孩子们的笑脸，消费孩子们的礼貌、消费孩子们的感恩呢?
在眼花缭乱的公益海报中，又有多少笑脸的背后，是自尊的代价呢?
公益的错觉，不仅体现在很多从业者身上，很多资本雄厚、商战经验丰富的企业家，也是同样。
有一位成名的企业家，他在商业以及公共领域的发言，很让我钦佩，但在公益道路上，窃以为，也曾犯下自己可以迅速改变世界的错觉。他要给自己老家所在地区的小学，按照国际前卫的高标准建厕所，而且设计一定要美，他曾在媒体上说，要为上千所小学、几十万名学生建厕所。幸好，他开始只修建10所做试点，很快就发现，水冲厕所，学校水电费无力承担，而且连孩子们要使用的卫生纸都成了问题，弄得政府部门站出来说他们要出资解决卫生纸问题。时至今日，七八年过去了，当初的媒体宣传已经不再重要，没有人再会去抠着最初的数字承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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