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一丹出资20亿，要帮民办教育松松土。
2015年5月开始，武汉学院获批脱离母体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转设为民办本科高校。陈一丹首期投资20亿元，承诺不拿走一分钱，办一所非营利民办大学。
与马化腾共同创立腾讯十年后，陈一丹便开始捐赠教育。担任腾讯首席行政官同时，他一直安静地做着办学人，极少接受媒体专访，因为他“不擅长”。武汉学院转设，20亿的数字太惹眼，很多人才知道这位“马化腾背后的男人”，其实2009年他就已正式投资民办二级学院武汉学院。
有媒体说他要“打造中国的斯坦福”，要藉此“推动教育体制改革”。接受《中国慈善家》专访时，陈一丹笑道，“哪有那么轻易呀?一所好的大学，是需要一代代人努力和累积的。”他谨慎地修正，“不是说我要改革了，不是这样，我只是想做一个样本，尽一些绵薄之力，是一种促动和松土。”
他说他不是金主，也不是教育家，他要“搭建平台，老老实实做一个办学人”。
搞搞新意思
陈一丹张开双臂，这是个拥抱未来的姿势。
6月16日，武汉学院2015年毕业典礼上，他身着礼服，帽檐垂下金黄色流苏，为武汉学院转设后首批毕业生致辞。典礼现场，陈一丹临时决定要“搞搞新意思”。在其提议下，学士帽被毕业生们高高抛起，陈一丹站在其间，与学生们一同拥抱未来。
“他们说像魔法学校一样。我希望这成为传统，每次毕业时就把学士帽全扔起来，释放一下。当然，还得捡回去，收拾好。”陈一丹说。
这不是陈一丹第一次参加武汉学院毕业典礼。
2009年，陈一丹投资武汉学院，这位来自远方深圳的办学人要搞搞新意思，提议办场毕业典礼。
“海外的大学，人家读书四年，毕业时家长都要来，很重视的。”
但这想法当时未能实施，原因是少数人没拿到学位，有人担心他们心理失衡而在典礼上“闹事”。这一理由听上去“很搞笑的”，但这也确实是很多大学不敢举办毕业典礼的最大顾虑。
“我说这些可以处理的嘛，绝大部分人是拿到了学位的，不能因为小小的事情就不办了。”
结果拖到下一年度，才逼着办了。那次毕业典礼平安无事，喜庆欢乐。“挺好嘛，后来每次典礼都很重要，成为一个激发他们的仪式。这是基本的，还没到创新，需要补课的东西已经发现一堆了。”
5月，教育部批准转设，之于陈一丹和武汉学院，这一消息与其说是宣告一个阶段完成，不如说是久盼而至的开始。新的理念、校董会的改革、考核制度的完善，一切都等待这一刻到来再做继续推进。“要怎么做，要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要对老生、新生发出信号，要对教师发出信号。”在此之前，他和武汉学院已经为这一刻铺垫多年。
陈一丹很清楚，武汉学院未来发展中最重要的是人，为此，陆续引进了几十个博士，壮大师资队伍，但仍由老一批带队。
独立学院时代的武汉学院没有完善的教师考核机制，而推行新的教师考核制度，恐怕是改革中最为重要且最为困难的一环。
陈一丹素有“腾讯奶爸”之称，一直负责腾讯行政、法律、政策发展、人力资源、管理机制及公益慈善基金等事务。腾讯在深圳成长至今，已有数万员工，陈一丹为其建立了成熟先进的管理系统和完善制度。
作为改革试验田，接纳与创新已成为深圳的基因，而武汉沉淀太久，它蓄积的巨大能量才刚刚破土而出。一些新鲜的理念与模式，仍需时间进行培育。在武汉学院，陈一丹也尝试做过一轮“影响工作”，让教师知道有这么回事，先去理解。
“教育有教育的规律和机制。但无论是企业，还是学校的考核，总要跟你实际的效果和付出挂钩。这个绩效当然与企业会有不同，但在学校的教育理念下，你做了什么事情，达到了怎样的效果，二者应该是匹配的。”
近两年，武汉学院已出台相关考核制度，但暂时还没能跟薪酬挂钩。
陈一丹很感谢元老在独立学院历史阶段为学校打下良好基础，欣慰他们很开放，能够接纳一些新的理念，但他也仍能感受到进一步改革“还是很艰难”。
对于改革之难，陈一丹知道根结并非具体实施的问题，而是根本无法开始。
“所以要转设啊，你讲那么多，再好都没用。转设了，校董会的力量大了，落实才有可能。”
5月28日，武汉学院如期接到批准转设通知，并在6月1日召开发布会。此时，全校上下最紧张的是转设后的生源问题。“人家可能是看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这个牌子来的。”
陈一丹做了很多宣传沟通工作，但心仍悬着。对于武汉学院的未来发展，他很乐观，但他希望“破局”后能有个更漂亮的新起点。
3个月后，武汉学院迎来转设后第一批新生。“结果是惊喜的。” 无论是生源质量还是数量，都有很大提升，文理科分数录取线均是湖北三本里的第一。“我们还有几个特色班，录取的是二本生，学生也来了。”陈一丹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接待这些学生，校监林倩丽参考了美国常春藤大学模式引进了“迎新营”。期间，家长有机会与校领导交流，深入了解学校，新生也将与杰出校友、企业家、老师交流互动，并参加军训环节的体能训练。对于国内大学普遍单一的“开学军训”，这种迎新方式显得格外新颖。
只做办学人
2006年，在陈一丹的组织推动下，腾讯发起成立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这一年，时任武汉学院董事长的龙峰找到陈一丹，希望他投资。陈一丹忙于腾讯事务，起初对此项投资并不感兴趣。
但龙峰很坚持，他知道陈一丹一直在做公益，建议陈一丹将此当做公益项目来做，并告诉陈一丹，不用管其他股东是否分利润，自己所获回报再投回去就可以了。陈一丹觉得可行。
2007年，陈一丹成为第一个进入武汉学院的股东。2009年，“一丹教科文发展有限公司”成立，通过收购，成为武汉学院唯一的投资举办方。
掌握主动权后，麻烦事来了。陈一丹想调整理念，进行学校制度改革，发现居然无力推动。
“原来我们国家的机制，举办方也就是投资方跟母体共同来办，母体出牌，举办方负责运营经费。而这个学校就是独立法人。谁管呢?没人管，它自己管自己。”
学校的理念和制度都被捆死了，“那怎么办?独立喽。”
陈一丹对投资数额有心理预期，“可能三四个亿”。参考之前湖北一些办学案例，从评估数字上看，成本相对低，其中，办校地点和建设规格对办学成本影响很大。在湖北边远地区买几块地，校舍面积、质量要求上以达标为目的，三四个亿是足够的。“但我希望真的按校园规划去做，所以起点比较高。”
预算出来，20亿元，让陈一丹吓了一跳。他有两个选择，要么维持现状，要么真金白银拿出来，转设民办大学。
维持现状并非陈一丹所望，他要的是维新。
这笔巨额投资大部分被用在了初期的一次性投入上。陈一丹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被誉为“校园建筑设计掌门人”的何镜堂为武汉学院设计新校区。9月，占地45万平方米，可容纳15000名学生的新校区已投入使用。
清华老校长梅贻琦1931年就职清华演讲时说，“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陈一丹更看重师资和管理团队。两年多前，他便着手为学校寻觅领军人。
“之前我就想，武院未来要转设为民办大学，而且要冲出来的，所以一定要找一个懂教育规律的人，并且有一些国际背景，了解国际上是怎么做的，同时也一定要有中国情怀，了解中国的情况。”
要求多了，范围相应变窄。两年多时间里，陈一丹通过猎头公司找了很多人，一次次约见、交流，都不满意。
有人向他推荐原香港理工大学副校长林倩丽教授。“当时我在斯坦福，通过视频跟她见了一面。理念一碰撞，就全对上了。”
对于学校的未来发展、办学理念，甚至有可能遇到的问题，二人产生了共鸣。“她是有情怀的人，也是能把事情做成的人，而且非常真诚。”陈一丹说。
林倩丽也为陈一丹的行动所感染，她说，自己愿意将数十年的教育经验倾注于此。
武汉学院转设后，林倩丽担任校监。在西方大学，校监即校务会议主席，负责主持学校各项校务，决定学校长远发展愿景。
如今，校董会已做完第一轮调整。在独立学院时代，校董会成员由母体和本校各占一半。陈一丹说，他感谢前面十几年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提供的支持，为武汉学院奠定了基础。“现在武院转设民办大学，需要我们自己定了。”
相比于转设成功的武汉学院，深圳明德实验学校则有着不一样的生态系统。
“民办大学的改革，可能有更多自主权和创新性，让它自己去试。而中小学呢，民办很多，反而公办最难，几乎动不得。所以我们选了这个骨头来啃。最大目的是与政府一起探讨改革，改革的点就是‘公立非公办’的新模式。”陈一丹说。
2013年，在陈一丹主持下，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出资5000万元，与深圳市福田区政府合作，发起教育实验基金会并共同创办明德实验学校，陈一丹为首任校董事会主席。
如果说武汉学院的转设是一次华丽变身，明德学校则完全为了改革而生。明德学校是委托管理办学模式，由政企双方联合成立教育基金会作为学校的委托管理方，资金由政企双方共同筹措。学校建立以岗位为核心的人事劳资制度，对教师队伍实行契约管理，利用政府拨付的经费和自筹资金，在国家法律允许的条件下，实行自主绩效工资福利体系和薪酬标准。
合作洽谈阶段，双方共提出20多个具体改革点，历时一年才成功签约。
“现在很多人来观摩这个学校，有的发现你深圳这个特殊，那个特殊，但是二十几个改革点，总有三两个适合他的，他拿回去，不就活了一点吗?明德学校就起到这个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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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办学
陈一丹2013年辞去腾讯首席行政官职务，算起来，他在腾讯任管理职务达15年。2011年起，他主动提出逐步退出。
“这个轮子走得太快了，你预见到自己三五年后可能会没力，在有力的时候，还能把控的时候，就要培养新人，团队强要好过几个创始人强。腾讯就像你的Baby，作为父母，你是更多考虑自己的利益还是考虑孩子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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