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菲特曾经邀请马云裸捐，马云表示，改革开放30年，企业家的资源是有限的，企业家的第一责任应该把钱花在投资上，创造更多的就业，创造财富。如果不把这个做好，在今天这样的年龄就把钱捐掉对中国没有好处。

 

　　以下是演讲内容精编。

 

　　做企业从来都是有压力的，从来没有轻松过。我自己创业20多年，多数时间都在赚钱，所以我那时候的目标是“前20年挣钱，后30年花钱”。你看比尔·盖茨，很多年前他当微软CEO的时候还是精神气爽、意气勃发，但干了两三年公益以后，头发白了，背也不行了，讲话的语气都不对。其实花钱确实比挣钱要难很多。

 

　　我今天不是讲课，只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些看法和思考，讲几个小故事。

 

　　[首富的“富”应该是负责任的“负”]

 

　　第一个故事关于裸捐。巴菲特把钱捐给比尔·盖茨时，到北京搞一次晚宴，请中国很多成功企业家去，希望大家裸捐。我思考了好久要不要去。在开会之前，我先和这两个人在一个小房间里探讨了一些问题。我对巴菲特说，“你现在80多岁了？”他说“是”，我说，“你40岁的时候，为什么不捐？我要是80岁我就都捐了，一分钱不剩。”

 

　　我告诉巴菲特，第一，因为今天的中国发展还不平衡，北、上、广、深并不能代表中国经济的真正情况。中国的东部不错，中部和西部贫困地区还很多。改革开放30年，由于资源有限，中国企业家的第一责任应该是把钱花在投资上，创造更多的就业和财富。否则，在尚且能为社会创造更多价值的年龄就把钱捐掉，等于一种浪费，那样对中国也没有好处。

 

　　第二，你可以把钱交给比尔·盖茨，我们能把钱交给谁？中国的公益能走下来不容易，虽然靠着大家的努力（包括每一个慈善从业者和政府官员）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毕竟缺乏基础设施、法律体系和整个人才体系的培养，并不是一两天就可以做起来的。更何况，公益并不好做，比尔·盖茨这么出色的企业家做了公益以后都心力交瘁，我们国家把公益交给谁才能干好？

 

　　最后我说，今天你们要求大家捐款，可能是干了坏事，把我们搞得很尴尬。不捐吧，也许有人会觉得中国的企业家没有用；捐吧，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你怎么不先去各种慈善基础设施更完善的东京、伦敦谈谈，反而先跑到中国来？听到这里，他们才承认我讲的有道理，吃饭的时候对裸捐也只字未提。不过这比尔·盖茨不放心，老给我打电话，问什么时候捐。

 

　　我一直认为，企业家的钱其实不是企业家的，虽然大家都说马云现在是中国首富，但我认为首富的“富”应该是负责任的“负”。如果企业家认为手里的钱只是自己的，尽可以花天酒地，花上几十亿，那最后一定会呆在监狱里。有一两百万的时候可能还觉得很幸福，这是自己的钱，可以随意支配；可是有一两千万的时候，麻烦就来了。他们要考虑人民币会不会贬值，这些钱是投股票、买债券，还是放在余额宝里好，因为没有一个办法能保证收益，所以有钱了反而就麻烦了，一大堆事围着你转，天天都得为钱折腾。

 

　　当手里有几十亿的时候，你要记得，这不是你的钱，这是社会对你的信任，委托你来代管这些钱，做投资来回报社会。你要有担当的责任，想办法把钱管理好，而不能简单地直接就捐出去——那需要在人才、组织、体系等都准备好以后。

 

　　也许你们今天还不理解，但总有一天你们会知道，花钱比挣钱难太多了。大家说比尔·盖茨捐了几百亿，我有这么多我也捐。我20年来一直很努力，因为我知道，后面30年我是要花钱的。但是为了有不断的钱，我得先把公司制度建好，使我走的时候，还是有钱可以花。到那时候，我还花钱干嘛呢？无非就是把钱捐出去，把慈善做得更好。

 

　　[捐钱改变的不是灾区，而是你自己]

 

　　第二个故事是日本大地震。在日本遇到大海啸时，我国云南也发生了地震。每次灾难，我们公司内部都会自发捐款，但那一次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有人说不能捐给日本人。可最后的结果是，给日本捐了500万，给云南捐的比日本少一点，那就更麻烦了，一片骂声。

 

　　最后我给大家写了一封信。我说关于捐款，你捐是对的，不捐也是对的，但是你自己不捐也不让别人捐那是错的。今天你们捐出去的钱，对灾区有什么用呢？靠这一两百万，靠你的四五十块钱，你觉得很了不起，但整个灾区不会因为你的这点钱发生变化。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因为某一次捐款而真正解决灾难带来的巨大问题。

 

　　捐钱改变的不是灾区，而是你自己。因为这是你发自内心的一个举动，你改变了自己，世界自然会随之改变。做公益和慈善是一种福报，能够帮助别人也是一种福气，至少代表你有时间、有一些资源可以参与公益。

 

　　当时还有同事想亲自去灾区，我说别瞎捣乱，你们去了也救不了几个人，只是添乱而已，救人是专业人士干的事。你们在背后能做什么呢？你的关心和问候，你转发的微博，甚至等到救灾过后多参与当地的经济发展建设，帮农民工卖点货，就是最大的公益。

 

　　[做公益需要企业家、科学家和媒体]

 

　　我现在还担任中国TNC大自然保护协会的中国主席和全球董事。之前我没搞清楚那是什么组织，但到芝加哥、华盛顿开了3天的会以后，我特别震撼。没想到，全世界那么多企业家，他们本来就特别忙，还能花那么多的时间去开会，分组讨论巴西、秘鲁、马来西亚的自然保护项目，有的研究财务，有的研究方向，中午只吃一顿饭，两片面包一杯冷水——而严格说起来，这些事情跟他们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第一天我还特搓火，第二天就被感动了，第三天我也积极参与。因为要熬三天，三天下来，我几乎每天要吸氧，特别累。这个公益机构最感动人的是，他们关心全世界跟自己看似毫无关系的事——秘鲁的那几只猴子跟美国人有什么关系？但他们就是很认真。为什么？因为热爱。他们热爱这个事情，就是好这口，没有钱也肯干。

 

　　有三部分人让我很感动，企业家、科学家和社会媒体，人家的组织架构很有意思。企业家注重效率，要用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讲究有结果；科学家教大家怎样正确地做事，告诉公众怎么保护环境；媒体人负责跟社会沟通，告诉大家这件事情很重要，赶紧把钱拿过来。

 

　　我本来以为植树造林很好，砍了再种两棵就是了；但科学家说树砍掉以后再种上再好的树，就像人的肺坏掉了补一个人工的，质量再好也不如原来的肺好，所以原生的树千万不能砍。我本来以为养老虎是件伟大的事，后来科学家们告诉我，人工养的虎跟宠物猫狗一样，放到原始森林就会死掉，因为野生的老虎要捕食，都是按照父母教的咬脖子，但人工养的只会乱咬，等于是养的大猫，给人看看而已。我以前还觉得建水库和发电站很好，后来才知道，发电站对河道治理有那么多的损害。所以行行有专业，行行有专家，企业家、科学家和社会媒体缺一不可，怎样组织起来跟政府沟通，中间的学问大了去了。

 

　　虽然中国的公益事业进步很大，但跟其他国家一比，我们还差得很远，应该承认自己与别人的差距并虚心学习。人与人之间不怕有距离，就怕不知道有距离，那才是悲剧。我们可以跟欧美方面多学习一下制度和体系，学一些正确的方向和做事方法，做正确的事和正确地做事，两方面都非常重要。

 

　　美国中央公园就很有意思，在纽约占了这么一大块地，里面什么也不能干，就是一块公园，并且把这块地保护起来，世世代代不允许做房地产开发，以至于今天，中央公园的边上都是房子。只可惜，我们知道得太晚，现在中国已经没有这样的地了，否则我保证再贵也要买一块，就不允许盖房子，也永远不许挖。当年是不知道这些，即使知道了也没有钱；现在是有了钱，但没有地了。不过，这些理念和思想我们还是可以借鉴和学习的，学人家怎么干，踏踏实实干。

 

　　[慈善要低调，公益要高调]

 

　　今天的雾霾不是今天造成的，是之前我们没有经验造成的，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思考，我们今天应该做些什么。

 

　　抱怨没有用，不要抱怨，既来之则处理之。怎么处理？做公益和慈善。公益和慈善还是有点差异的。公益在于给予，在于参与，它不一定要给钱，主要给的是时间和一点点行动，重在唤醒人性的闪光点；而慈善最容易，慈善基本上就是给钱。

 

　　其实给钱真的很容易，但是有时给钱惹来的麻烦超乎你的想象。我们都犯过这样的错：把钱捐给某个机构，结果惹出很严重的麻烦，因为这个机构不专业。我觉得，花钱做慈善，心里舒服很重要，即使浪费一块钱也是浪费；但如果能把一百万甚至一个亿花到正确的地方，你心里就会特高兴，因为你觉得这是对的，必须这么干。希望大家也思考一下。

 

　　真正了不起的不是公益慈善本身，而是你因此改变了自己，这个世界自然也会跟着改变。所以我挺鼓励大家参与公益行动，有能力做一些慈善，也挺好。慈善要低调做，公益要高调做，其实捐一块钱跟捐一个亿没有差异，付出了努力已经相当了不起。我尊重捐几百万的，但是我更尊重每个月收入只有几百块钱，却能坚持拿出几块钱捐款，甚至每天捐一两块的人，我认为这些人才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了不起的。做公益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想明白从事这个行业能学到很多，也能参与很多；既可以看到很多善良的人心，也能看到丑陋的一面。

 

　　公益是马拉松，不在意你能跑多快，最在意你是不是跑到头，因为我们在跟人性较量。我对人性了解得比较多，因为这么多年中，有人莫名其妙表扬我，也有人莫名其妙恨我。打击假货是跟人性在斗，所以很难，但不等于没有办法，还是得去斗。今后中国社会制度的完善不是靠政策，更重要是靠人心的平稳和随之而来的善良。所以，真正参与公益，就是要培养善心、善愿、善能、善利。在座的每个人都不要辜负善心、善愿，要把他们组织好并落实下来，变成一个又一个真正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