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仅有三家机构通过顺德区社会创新中心的审核,许多机构由于入围的门槛较高根本无法申请,这或许为慈展会的降低标准埋下了伏笔.而对“注销清算财产时的资产处置”和“治理结构”的考察在这次认证中也没有具体体现.

 

　　对于这样一个民间的认证标准,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表示:“中国社会市场经济往前发展,最高标准不是政府颁布的.民间认证的话,失败了也不要紧,大家就吵,声音也很快就能听得到,听到了就继续改,直到完善为止.”

 

　　比认证更重要的是支持政策

 

　　深圳市信息无障碍研究会是中国内地第一家专注于信息无障碍环境建设的民间NGO.

 

　　《公益时报》记者所访问的获得认证的企业,无一不表示这个认证的意义非凡,是对机构工作的认可,慈展会官方更认为“这是我国在慈善事业发展进程中的重大突破”.

 

　　参与认证办法制定的单位之一社会企业研究中心秘书长张嘉伟认为:“出台认证办法的意义就在于对社会企业模糊性界定有一个民间的规范和定义.对于通过认证的企业,有助于其提高社会影响和可持续性,并被消费者和投资者认知,获得信赖.对于没有通过认证或没有参加认证的企业,这套标准有助于其依照认证办法、指标,对自身的情况进行诊断、对照,发现在组织管理上的问题.这将有助于培育社会企业家精神和社会企业团队.”

 

　　确实,对于一直在摸着石头过河的社会企业,这个“民间执照”即使分量有限,也是一次为符合标准的社会企业的正名,可视作引导行业逐步走上规范轨道的开端.但对于从业机构来说,更迫切的需求是,在认证背后应赋予社会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土壤.

 

　　对社会企业有深入研究的AHA社会创新中心主任顾远就曾围绕“社企认证”这个话题多次发表过观点,他指出,除了推动社会企业标准制定和认证之外,更“要注重为社会创业者‘赋能’”,“发展社会企业枢纽型组织来为整个行业提供服务”.

 

　　深圳市信息无障碍研究会秘书长梁振宇透露说,他所在的机构最近参加了某个社会创业大赛,举办方开始对他们的参赛资格产生质疑,但“听说我们获得了社企认证,就认可了我们,一下子省去了很多沟通上的麻烦”.

 

　　但在他看来,仅仅进行社会企业认证是不够的.“希望政府能出台相关政策支持社会企业发展,政府在出台相关政策的时候,对于这些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的商业公司、NGO、社会企业,要出台促进性的政策,从而让社会企业能在市场中搏杀,而不是活在温室中.同时,社会也不要带着太多的主观偏见看待社会企业,要给社会企业多点宽容和理解.”他说.

 

　　大连爱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在获得认证后,负责人吴喆还并没有看到认证带来的直接影响,但他表示更希望认证能与实际政策挂钩.“非常期待(实际政策).”但他对此表示不太乐观,吴喆说,“首先是社企的概念并不明确,就没有办法得到官方的支持;其次是整体社会认知还无法达到较好的水平,短时间内难形成广泛关注的社会氛围.”

 

　　“希望认证的委员会能够在社会创业或创新领域做更多的推介和宣传,这种更加有针对性的活动可能会有更好的效果.”吴喆补充说.

 

　　据了解,慈展会组委会曾表示,此次通过社会企业认证的机构将获得资金、人才、孵化等支持.其中,资金支持包括获得中国慈展会公益慈善资源对接平台会员资

 

　　没有社会企业定义和认定标准是阻碍社会企业发展的重要问题,如果有一份适合中国的社会企业认定标准,的确可以解决很多现实问题,甄别出真正的社会企业,从而有利于社会企业的健康发展.

 

　　但这样一个民间的认证是否能最终发展成为那个“适合”中国的社企认证标准呢?

 

　　虽然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曾表示,“标准最好不要由政府来认证,否则会失去活力,政府应该给予民间最大的支持”,但如果要制定有利于社会企业的规范管理和针对性政策,使这类机构得到平等对待和享受优惠政策,恐怕还需要比民间和学术定义有更高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官方来完成,因为,显然目前民间社企领域尚没有足够公信力的机构.

 

　　此外,社会企业在中国的发展还处在摸索期,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企业并不多,社会氛围也没有到达成熟的阶段,这时候出台的认证办法难免会让人感觉到有些空,相应的优惠政策也从而难以制定.

 

　　若要给这张“民间执照”增添些分量的话,还需要从业机构多多以商业的手段探索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在大量的实践中形成社会企业的共识,同时在社会上培育起社会创业家的精神,逐渐普及社会各层面对于社会创业和创新的理念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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