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涨工资的事儿
冯派:“我相信公益人士完全能够‘守得住清贫’,但公益人士本身不该清贫。他们的价值确实未必完全要在金钱上去得到全面体现,但社会对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士,帮助其‘过上体面生活’的基本信任和基本支持,总还是要有的。否则,如果公益人士本身又成为社会救济的对象,那么,我们的公益行业还怎么可能有兴旺繁荣的希望?我们的社会公益难题怎么可能有人舍生忘死地去参与解决?”
蔡派:“剔除公益志愿精神外,社会组织包括公益就是一个简简单单行业,跟企业一样,没有太多的优越,只有生与死两条路选择。现实是更多公益机构选择了不死不活的状态。”
争论虽激烈,但有一点是共识:专职公益人需要体面的工资收入。那么工资怎么涨?先不高谈阔论,理论上来说,机构员工要加工资,当然是找机构负责人要啊。如今公益圈大体是下面几个状态:公益从业者自己都觉得做公益不好意思要求涨工资,就没有了下文;负责人哭穷发不起,工作人员也能理解,此为愿打愿挨;负责人哭穷发不起,工作人员另谋高就,机构重新按此薪资聘请员工,循环往复。
包括冯永锋在内的很多业内人士,都有一个态度:理想不能当饭吃,老板的理想大饼更不能喂饱自己,让员工低工资、没社保、多干活,这样的机构难发展。如果机构负责人真心想给员工吃点好的,那么,钱从哪儿来呢?
冯派:“草根公益行业,和过去很多政府机关下属的‘事业单位’有点类似,工资不太高也不太低,长年保持相对平稳的状态。但草根公益行业比事业单位又要差一些,因为‘灰色收入’、‘红色收入’、‘黑色收入’几乎都没有,只有硬工资和一点五险一金似的标配福利。”
蔡派:“社会组织包括公益组织可以并且只有走市场化道路,才会解决一些根本性的问题。譬如社会组织包括公益组织是非营利性机构,但可以盈利和赢利,它们同样需要产品,需要客户需求,需要成本,需要品牌营销,需要人才集聚,需要公信力建设,需要资源重组。”
对草根机构来说,可以来自基金会、政府购买、企业/个人捐赠、自掏腰包。那机构负责人会不会向这些对象提条件呢?不一定。今年7月份益宝计划发布《中国公益从业者保障状况专题调研报告》时提到:在申请项目的时候,自己主动提出要人员经费的只有一半。另一半不主动的,就要等资助方的意见。可见,这样一个合理的要求,也不是谁都敢提。
不管提没提,最后拿到没有?数据显示,仅有15.1%的资助项目和12.7%的政府购买服务项目提供了较为充足的人员经费,68.9%的资助项目及55.6%的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中提供的人员经费不足或严重不足,还有16.0%的资助项目以及31.8%的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中没有获得任何人员经费支持。同时,仅有1.7%的机构获得了较为充足的人员保障支出方面的定向资助,67.2%的机构没有获得过定向用于机构人员保障支出的外部资助。这个调查采集样本有限,但数据仍有一定代表性。
另外,虽然没有统计数据,但草根机构去争取企业支持的并不多,故作清高、妄自菲薄的都有,企业拿不到捐赠发票也是重要原因。这就是蔡建旺所说“清贫是件多么矫情的事!”其实扎根社区的小草根与很多企业有着相同的服务对象,有天然的合作基础,不去尝试怎么知道谈不成。
难以逾越的“客户要求”
冯派:“我的想法很简单,事情都得人去做的,有了工资,90%的事情就可能做成。因此,做事情的人当然需要从做的项目里领取相应的报酬。否则就是奴役或者盘剥。一个人能做多少事,在公益行业呆久了,自然就会有些清晰。一件事值多少钱,社会上也基本都有定价。按照社会的相应行业的定价去走,基本上不会有太多的偏离。”
蔡派:“我赞同,公益项目必须把人力成本预算在内。问题是基金会或者客户(包括政府部门、公众、直接服务受益者,等等)会买单吗?”
虽然公益机构的服务对象是受助人,但一般说到客户,还是指捐赠方。那么捐赠方的意见和要求对基金会来说当然是要尊重的,有时候甚至是害怕的。
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天津爆炸事件”捐款,许多机构声称此次捐款不扣除任何管理费用。设身处地地想,哪家公益组织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这个时候向公众强调人力成本。这就是蔡建旺所说“零成本是客户需求”,我们要改变的是客户认知。
这也是许多公益人、媒体人一直在不同场合以不同方式反复向公众传达的:公益活动需要人力物力成本,公益从业者也得吃饭,适当收点管理费很正常。
政府需要从认可到行动
冯派:“‘政府购买服务’是危险的,一是把政府本该自己做的业务,以支持公益组织的形式推脱给了社会,其实是购买了协管员、服务公司。二是让社会组织以为,除了政府购买之外的所有业务,都是不能探索、不可经营的。其实,政府再怎么购买,其业务量,也只是公益大系统中极小的一部分,更多的部分,还是得靠社会公众自身去担当。”
蔡派:“在这样变革时代,国家应该重新审视社会组织国家战略定位和能力建设,国家在公益领域的所做的远远不够。这些年,各级政府确实在改观,现实依旧残酷。”
业内经常提到的还有“公益项目难以评估,隐性价值无法体现。”但说老实话,即便是纯服务性质的项目,即便没有第三方评估,项目做了两三年,效果好不好,怎么会看不出来呢?
举个例子,“地球村”在重庆山区开展的针对服务留守儿童的“乐和家园”项目中,部分村落的留守儿童情况是非常严重的,有的村落儿童几乎100%留守,严重个案也不少见。毕节留守儿童自杀后,当地官员重视的同时,其实也庆幸驻村社工发挥了重要作用,对这个项目是非常认可的。但提到项目到期后怎么办,能不能政府购买、形成常态化时,便没有具体细节了。政府支持的意向,还望化为行动。
如果只靠10%的管理费包揽这其中一切费用,显然也是不合理的。
最后,别嫌第三方评估麻烦,别嫌项目报告要求太高,别嫌企业捐赠要求多,别觉得别人抢了自己项目,别不好意思跟老板提工资。当这些都成为常态,大家不再大惊小怪,这个行业就正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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