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鞍山市法律援助中心楼门口，一辆锈迹斑斑的24式黑色自行车靠墙停着，这是姜学琳刚结婚时，妻子买的10元钱奖券抽奖得来的。不久前，姜学琳刚为它换了前车圈。就是这辆锈迹斑斑的自行车，陪伴他风雨无阻为贫弱者伸张正义，十几年来，受他直接法律援助过的人数，已超过五千。

 

　　姜学琳，鞍山市法律援助中心高级律师。从2004年担任公益律师开始，至今已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1500余件，涉及农民工、残疾人、老年人、未成年人、妇女等各类弱势群体，累计为受援人挽回经济损失超1000万元。

 

　　他曾代理的一场官司，创下了国内罕见、鞍山市农民工工伤索赔额最高的工伤赔偿。

 

　　代理工伤案创最高赔偿额

 

　　2009年1月31日上午10时许，眼前儿子的惨状，让侯素清觉得现实就像一辆火车一样，轰隆隆地从她身上碾过去，简直如一种谋杀。她眼前一黑，摇晃不定的身体像没有脚的木偶一样昏倒在儿子旁。

 

　　约两个小时前，22岁的鞍山市千山区大孤山镇黄岭子村村民吴长宇在供职的铁艺金具厂内搬运设备时被砸断了右小腿。

 

　　一年后，吴长宇的工伤赔偿案名噪全国。3场官司后，他被判得90万余元的赔偿款，创下了鞍山市农民工工伤索赔的最高标的。而这起国内罕见高额工伤赔偿案件的代理人，就是姜学琳。

 

　　当天早上8时乐呵呵出门去上班的吴长宇仅仅在半个小时后就遭受到了魔鬼的疯狂骚扰。作为鞍山某铁艺金具厂电焊工的他，在搬运机床过程中，机床突然倾倒，重重地砸在了他的右腿上，他当时痛得没了知觉。“当时小腿就被砸断了，只剩一层皮连着，整个人完全昏迷了。”25日上午，吴长宇之母侯素清回忆起当年的场景，至今心有余悸。事发当日上午10时许，她赶到医院看到儿子血肉模糊的右腿，旋即晕倒。

 

　　仅仅19天后，右小腿被截肢的吴长宇出院。侯素清称，从那之后，用工单位不再过问儿子的伤势。此外，2009年6月20日，经鞍山市劳动鉴定委员会评定，吴长宇丧失劳动能力，伤残五级，其意外受伤被认定为工伤。但用工单位除了支付吴长宇截肢医疗费，借给他4000元安装假肢的定金后，就再也不肯支付其他费用了，相应的工伤待遇更成奢谈。

 

　　当时吴新婚不久，父母攒的钱都给他娶媳妇用了，媳妇怀孕没法再打工，全家收入就靠家里1亩多的玉米地,还有吴父打零工每月不到900元的收入。吴父多次到用工单位要求赔偿,可对方态度一直冷漠。

 

　　忧愁，像蛛网似的，紧紧缠住了这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家庭。无奈，吴长宇向鞍山市法律援助中心求助，状告该铁艺金具厂。

 

　　吴长宇的案子由姜学琳承接办理。“姜律师劝我要勇敢平静地面对人生的痛苦和灾难，法律会给人以公平和正义。”吴长宇回忆初见姜学琳的场景时说。

 

　　2009年7月，按法律程序，姜学琳帮助吴提交了劳动争议仲裁所需的所有法律文书及证据材料，为吴仲裁立案，要求工伤事故单位一次性给付吴工残保险待遇。一个月后，劳动争议仲裁裁决书下发，裁决由该铁艺金具厂给付吴工残待遇合计97949.38元。

 

　　面对这个结果，吴、姜都无法接受。“小吴的一个假肢就36800元，按照医嘱，每三年换一个，这些钱还不够换三次假肢的。”姜学琳全力支持吴向法院起诉，继续为吴免费法律维权。

 

　　一条断腿到底应该得到多少赔偿？姜学琳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和《辽宁省工伤保险实施办法》相应条款，从医疗机构、社会保险部门和假肢配置单位调查取证，以及鞍山地区居民平均寿命等内容，依法综合计算赔偿数额为90万余元。

 

　　当年案件卷宗里有一份吴长宇诉讼请求明细单，上面详细记录着除了误工工资、住院护理费、交通费等常规项目外，还包括36800元假肢初装费以及假肢更换、维修等费用827780元。

 

　　姜学琳称，按照鞍山市男性人均寿命75岁计算，事发时吴长宇22岁，要使用假肢53年，至少需要更换假肢17次，再加上其他各种工伤费用，总计90余万元。

 

　　2009年11月，受诉案件的基层法院做出一审判决，由吴所在工伤事故单位对其工残待遇给付一次性补偿902190.48元。该铁艺金具厂不服，提起上诉。

 

　　2010年3月10日，鞍山市中院做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护原判。

 

　　鞍山市法律援助中心主任朱殿纯评价称：“这个案件创下当时同类同级工残案件国内最高赔偿额。”

 

　　他若去北上广年薪百万

 

　　实际上，吴长宇一案仅是冰山一角。在姜学琳10余年的法律援助工作中，类似帮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维权的案例不胜枚举。去年年底，他曾带头成立小组，帮助302名农民工成功讨薪300万。而这起案件也是中心成立以来，涉案人数最多，争议额最多的一次援助行动。

 

　　今年，52岁的姜学琳陆续被评为2014年“感动鞍山”年度人物和第五届鞍山市道德模范。姜的多位同事强调，以他的能力，若在鞍山市的社会性律师事务所，年薪可超过40万；若去北上广深等大城市，年薪或超百万。

 

　　法律援助10余年，姜学琳目前最大的愿望即是：社会认知应该重视法律援助的力量，这里既包括普通民众，也包括政府机构等各部门机关。姜学琳坦言，自己在调查案情时，往往会遭遇某些政府部门不予承认自己身份的尴尬，调查也因此受阻。“我们维护弱者权利，是需要社会各个权力部门共同协作的，法律援助并不能只是一股单独的力量。”姜学琳说。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董翰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