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会着重治本而不是单纯的济贫

　　

　　基金会在很多国家都有，但要论资产之雄厚、工作之活跃、影响之广泛，美国当为最。

　　

　　身为改革开放后中美关系史和美国学在中国的开创者之一，资中筠注意到，近现代中美关系中除了有教会、庚款办学的因素发生作用之外，还有洛克菲勒基金会等的作用。在捐赠的背后，是美国的“志愿精神”和“基督教传统”。志愿精神在美国有悠久的传统，是市民社会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与作为美国核心价值观的个人主义同时并存，有一种超越个人私利的利他同情心和对群体、对社会的责任感，这是美国公益事业赖以发达的社会思想基础。反映到美国人的生活实践上，是为社区服务、为公益服务的志愿精神。事实上，目前有一半美国人每星期至少有4小时在某个志愿团体中服务。

　　

　　19世纪最后30年，美国社会两极分化加剧，阶级冲突尖锐，然而欧洲革命却为美国提出了警示。那些富裕起来的美国资本家，成功都得益于社会，因此他们热爱这个社会和国家，不希望社会“解体”，更不愿看到社会动荡，就像钢铁大王卡耐基所说，“一个社会不能拆了重来”。卡耐基觉得，美国社会制度很好，只需要对弊病加以改良——自己的能干和聪明是上帝赋予的，就该照顾不如自己幸运的穷兄弟。自己既能经营企业赚钱，也有能力经营一种组织，最有效地花钱来解决社会问题。此种想法在美国资本家中颇有代表性。“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于是，他们纷纷捐资建立公益基金会。有的资本家还给政府提建议，比如要求政府出匹配资金来共建图书馆等。这让富豪们有一种满足感——捐出去的钱能发挥大作用，让他们很满足。

　　

　　从卡耐基到洛克菲勒，从福特到凯洛格，从索罗斯到盖茨……美国各大基金会的影响进入了每个美国人的生活。基金会在社区服务、教育、社会福利、科学研究、医药卫生及有关可持续发展等多个领域，不但对美国社会有深刻影响，而且其影响遍及全世界。比如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项目，在非洲和其他贫困国家消灭钩虫病；还有协助弗莱明发明青霉素，都能使不仅是出资人、而且操作者有很大的成就感。在美国，富人们并不想把钱遗赠给孩子，认为这样做实际上剥夺了后代的创业机会，后人也不认为从父辈那里继承财产有多光荣。

　　

　　美国在贫富如此悬殊，矛盾如此尖锐的情况下得以平稳发展而没出现大的社会动荡，得益于诸多因素，其中之一就是规模巨大的社会公益事业，而现代基金会又是其中最科学、最有效、影响最大的。这是在“敛财”和“散财”之间起着稳定社会作用的很重要的杠杆。在运作上，它与现代企业类似，有一套法律制度来保障，而不单纯是个人发善心的行为。在用钱的理念上有长远规划，着重治本而不是单纯的济贫。

　　

　　“新公益”不满足于“授人以渔”

　　

　　最近十几年，“新公益”在美国及其他国家派生出许多不同模式，令人眼花缭乱：“创投公益”、“影响力投资”、“社会企业”、“负责任的投资”等等，不一而足。用一位创投人士德雷顿的话来说，“新公益”不满足于“授人以渔”，而要掀起一场“渔业革命”，其雄心壮志是要改造资本主义。这代表了美国乃至一些其他发达国家的“既得利益”精英的觉醒，他们推动的一场深刻变革正在悄然进行，也许可以相当于100年前美国的进步主义运动改革——那也是政、商、知识界、媒体以及平民联合推动的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一场深刻变革。当时被列宁称之为“拯救资本主义”的努力。现在他们自己就明确是拯救资本主义，努力推动美国走向“包容性资本主义”。

　　

　　以“创投公益”为例，资中筠发现，其核心内容就是借用“风投资本”的模式，以市场模式做公益，使公益不仅是无偿捐赠，也可以是一种可盈利的事业。其目标对象，当然还是弱势群体，但不把穷人当作单纯受捐赠者，而是潜在的创业伙伴。

　　

　　由美国两位经济学家共同创造的一个名词“包容性资本主义”(inclusivecapitalism)，其含义可称为“全民资本主义”，就是要设法改变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反对不平等的分配制度、制约财富向上集中，把更多的人包容到资本主义制度里来，而不是只让少数人享受繁荣。事实说明，资本主义必须革新这一观念已成为他们的共识。他们认同“包容性资本主义”理念，于是积极参与到“新公益”中来。

　　

　　如果说现代化的公益基金会是大工业的产物，那么“新公益”就是后工业社会的产物。诚如资中筠所分析的那样：“后工业社会的特点是信息化、数字化，经济生产方式进入一个新阶段，财富积累的速度更快了。像硅谷的新富们年轻得很，很短时间就积累了大量财富，甚至富可敌国。在这种情况下，贫富差距的拉大也空前迅速，财富高度向金字塔尖集中，这种趋势大约从20世纪70年代中开始不管是繁荣时期，还是经济危机时期，受害者都是中产以下阶层。更严重的是，中产阶级正在萎缩，中产的上层往下走，中产的下层变为穷人，而且社会向上流动的渠道堵塞了。”这与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的资本》中的诸多揭示和主张颇为相似。

　　

　　据资中筠进一步分析，美国之所以能走出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困境，并促使经济复苏，主要靠两条：一个是新能源等新产业的出现。100多年来美国多次遭遇经济危机，每次真正复苏都是由于有了新产业；另一个就是靠结构性改革，改变过去的赚钱办法。而“新公益”就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结构性改革。

　　

　　国人需要培养一种“捐赠文化”

　　

　　近代中国，从晚清张謇那一批最早的实业家开始，就已有了现代公益观念，做了许多事情，并超出单纯扶贫济困，而涉及社会改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有不少民族资本家如黄炎培等倡导和实践“实业救国”、“产业救国”的理念。他们既做实业，又办公益，特别在普及教育方面有很大贡献。然而，像现代化进程一样，我国的公益事业也经过断裂和弯路。

　　

　　那么，从美国百年公益发展史到现在的“新公益”阶段，中国又应该如何在短期内走完美国百年的历程呢？对此，资中筠认为，中国和美国公益慈善事业的相似之处，是发展的背景相同，也是在经济突飞猛进、贫富差距拉大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只是，国内现在正式注册的公益基金会只有4000多家，怎么能使受惠者真正受惠，始终是个大问题。在英美国家，公益活动不会受行政权力的干预。与此同时，慈善机构享受免税待遇非常难，政策还是向官办基金会倾斜。另外，公益基金会专业性很强，需要专职人员管理。国内很多企业家还没有这种意识，他们捐出钱来，总想自己控制，不愿交给给专业基金会，要么全部通过官办基金会渠道，因此常常效益不高，很多善款被浪费了。事实上，从“希望工程”、自然灾害“救灾”捐款流向不明，部分作家和明星不道德的“诈捐”，到红十字会的“万元工作餐”，国内公益慈善事业乃至慢慢兴起的“新公益”显然还有漫长的求索征程。

　　

　　因此，资中筠认为国人需要培养一种“捐赠文化”：不一定只是富人，也不一定只是特别有慈善心的人才捐钱，一般人只要有余钱，最方便的途径就是捐给某项公益事业，或自己成立基金会。资中筠毫不讳言，一些企业把捐款和提高自己企业的知名度简单联系在一起，是把捐款成了变相的广告行为。这是不健康、不利于发展社会公益意识的。我国的市场和法治还不尽完善，社会尚缺乏诚信，人们对捐赠疑虑重重，受授双方的观念和心态都有待进一步正常化，所有这些，都是发展公益事业需要克服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