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公益报(唐悦 刘春 本报记者 王希文)车轱辘上的纹理磨得光秃秃，早就丧失防滑作用;刹车系统老化，不时发出“唧唧”的声响。这样一辆破旧的面包车上，载着朱恩馀和黄翠玉等一行数人，行驶在安徽绵延起伏的山路上。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去考察需要捐资助学的贫困乡村。突然，“唧唧”的一阵刹车声，使车上的人毛骨悚然，如果车子再前行一步，后果不堪设想。

　　朱恩馀是香港实业家，黄翠玉当时则在江苏省侨办工作。30年前的安徽之行只是朱恩馀留下的慈善脚印之一。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国内还有很多地方的道路崎岖不平，还有很多地方的教育资源十分贫瘠。朱恩馀提出捐资助学一定要把学校建到乡、建到村，让孩子们在窗明几净的教室里成长为栋梁之才。

　　在北依沙漠、南临雪山草地的甘肃建起一座恩玲中学;在祖国西北阳光宝地新疆捐资7所民族小学;在苏北、皖南的偏僻乡村，朱恩馀个人出资、为国储才的宏愿图景就这样徐徐铺开。

　　自1991年结识朱恩馀，年近80高龄的黄翠玉一直都在帮朱恩馀打理他在内地的慈善事业。说起朱恩馀在中国建起的学校，黄翠玉坦言“数不过来”。对着安徽地图，她戴起老花镜在地图上挨个圈起来，宣城、巢湖、太湖、六安，宿松……

　　“没有人系统计算过朱恩馀到底捐了多少所学校，除了捐学校，他还设立奖助学金，参与‘心蕊工程’‘马背上的电视机’等项目……哪个有利于国家发展，他就做哪个。他一共捐了多少钱，也没有精确统计过。”在黄翠玉眼中，朱恩馀是一个很低调的人，他明明是在做慈善，却常把“谢谢你们帮我做善事”“谢谢你们让我参与祖国的教育事业”挂在嘴边。更值得钦佩的是，他虽在香港富豪榜上寂寂无名，却在中国慈善榜上时常出现......
 

在“心蕊工程”慈善项目成功实施500例手术的新闻发布会上，朱恩馀接过受助孩子的鲜花
 

　　如果不是因为疫情，朱恩馀还是会按照惯例，每年来江苏两三趟，每次黄翠玉都会陪同，他们既是老搭档，也是老朋友。即便退休多年，黄翠玉还是自愿帮朱恩馀张罗内地的慈善事业，打理好每一笔善款，让它们发挥出最大功效。

　　接受采访时，黄翠玉当即拨打朱恩馀办公室的电话，元宵节当天是周五，89岁的朱恩馀还在香港的办公室里工作。每周工作6天的老人，心却一直牵挂内地的慈善项目。“对不起啊，近期我不能去江苏，那边的慈善项目只能麻烦你帮我了，等疫情结束我就回去。”电话那头，朱恩馀声音洪亮，中气十足，聊及如何庆祝90岁大寿，他爽朗地笑了：“生日啊?今年3月底是我89岁生日，过不过那就要看女儿们的了!”朱老的语气里满是和挚友交流的喜悦。

　　“西藏紫外线强，孩子容易近视。等疫情缓解，朱恩馀想去西藏，为藏族孩子们验光、配眼镜。”黄翠玉说，朱恩馀老说这是“花小钱做大事，让藏族同胞感受到汉族同胞的温暖”。

　　对慈善，朱恩馀贡献了一生的力量;对家人朋友，他重情重义;对祖国，他怀揣一颗赤子之心。黄翠玉直言，用文字给朱老“画”像，记录他三十多年为国储才的坚持坚守，实属应当。

心中装着一幅“助学地图”

　　1998年，作者之一因成绩排在全系前三名，获得过3000元朱敬文奖学金。其时并不知道，朱敬文先生就是朱恩馀先生的父亲。1994年，朱恩馀在香港建立善源基金会，以支援小学为宗旨，兼顾其他层次的教育机构。善源基金会就成为“筑基计划”以及朱敬文奖助学金的资金池。1987年，经三次调研，朱恩馀与苏州大学时任校长陈克潜达成设立朱敬文奖助学金的协议。次年9月15日，朱敬文奖学金在苏州大学首次颁发。

　　在苏州大学试水成功后，朱恩馀决定将在苏州大学的奖助学金模式向其他高校，尤其是师范类高校推广。1990年至1998年间，朱敬文奖助学金在南京师范大学、扬州师范学院、江苏农学院、扬州工学院、徐州师范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苏州医学院、安徽师范大学等11所大学相继设立，覆盖学生范围达10余万人，每年资助总额约460万元。朱敬文奖助学金也因此成为上述各校改革开放以来设定时间最早、年投入资金最多、奖励面最广、影响最大的奖助学金。30年来，仅苏州大学就有15490名优秀学子获得逾2200万元的资助。

　　多年来，各高校严格遵循朱敬文教育基金会宗旨，获得过朱敬文奖助学金资助的学生多已走上工作岗位，成长成才。许多用人单位甚至把获得朱敬文奖学金作为优先录用的条件，一些独立学院如扬州广陵学院、徐州科文学院还主动提出自筹资金设立该项奖学金。2016年，徐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还成为国内唯一一所设立朱敬文奖学金的专科院校……如今，朱敬文奖助学金的意义，已远远超越金钱价值，凸显出朱敬文教育基金会在为国储才方面的突出作用及良好声誉。

　　在大学，除朱敬文奖助学金，朱恩馀还捐建学生活动中心，南京大学建有敬文学生活动中心及恩玲剧院，苏州大学有恩玲艺术中心及音乐厅，中国药科大学等高等学府的图书馆，为广大师生开展各类文化、艺术、展示活动提供了更好的空间。

　　朱恩馀走到哪里，慈善就做到哪里，他一直很关注中国的小学教育。他常说：“教育是高楼，小学是打基础的。”据不完全统计，朱恩馀在江苏、安徽、四川、甘肃等地建起235所小学，共投入资金3800余万元，这些学校都被纳入一个叫“筑基计划”的助学项目。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国刚刚实行改革开放，经济基础弱，办好教育还有很多困难，朱恩馀及夫人谢玲玲有远见地走在支持教育的前列。最早是在江苏淮安市盱眙县建小学，看到农村小学无教室、无桌椅，他就想实地探访更多小学教育的情况，正好江苏侨办在帮农村建学校，慈善的桥梁就这样搭建起来。

　　当时黄翠玉在江苏省侨办任职，就带朱恩馀去泗洪县看当时几所贫困乡的农村小学。看完后他十分感慨：“没想到江苏还有设施这么落后的小学!”为了既打好小学教育的根基，又便于管理，朱恩馀决定一个县一个县去建小学，由江苏省侨办派专人跟进项目。“资金要分三批拨给村里，动工给一次，中间验收和完工再分别给一笔”，黄翠玉回忆，这样做能把捐款全部用到改善学校硬件和孩子身上，从机制上防止人为挪用资金。1994年，在去查看小学的路上，黄翠玉、朱恩馀及夫人谢玲玲三个人在一起碰想法，最后决定把朱恩馀常说的话“小学是打基础的”精简成“筑基”，用“筑基计划”来命名逐县、逐村盖小学的善举。朱恩馀资助贫困地区小学重建危房，为江苏成为全国第一个九年义务教育达标省作出了重要贡献。

　　朱恩馀出资盖小学的历程，足以勾勒出小半个中国地图，江苏有盱眙、沭阳、泗洪、滨海、丰县、灌南、睢宁等9个县，安徽有当涂、怀宁、庐江、肥东、肥西、宿松等22个市县。后来“筑基计划”又扩延到河南、云南，乃至西部甘肃、新疆等地。

　　慈善的路上，朱恩馀和夫人谢玲玲和黄翠玉一起走过农村乡间泥泞小路，翻过皖北大别山，爬过西部黄土高坡……六七十岁时候，朱恩馀还坐着拖拉机去一些交通不便的地方，亲力亲为去现场考察建设情况。

　　三十年前，偏远地区农村的小学校舍还很简陋，地面糊着土墩子，上面垫上长板子，这样简陋的条件就是孩子们上课用的课桌。窗户或破损或直接没有，冷风呼呼地灌进教室，冬天孩子们的棉衣袖子上都是厚厚一层鼻涕。朱恩馀看了很是不舍，他总是反复强调：“我们国家还是很困难，但教育基础一定要打好。我一定尽全力帮助提高。”

　　20世纪90年代，国家侨务办公室计划在新疆部分地区建小学，朱恩馀恰好想做一些促进民族团结的事情，于是按国侨办的计划在新疆捐建了7所民族小学。1998年，朱恩馀参加新疆民族小学的一次建成仪式，剪彩现场一个画面令他很是感动。一位维吾尔族老爷爷，长须及胸，是一位颇受当地村民爱戴的长辈，他看着新建成的小学，激动地说：“汉族老大哥慷慨解囊，为我们的孩子花钱盖学校，这份情谊我们一辈子都忘不掉啊!”老人发自内心的话让朱恩馀觉得：“花小钱有了大效果，不仅让孩子有学可上，还能促进民族团结。”

　　1996年，朱恩馀夫人谢玲玲不幸患病，听说甘肃省有位医生对该病有独到方法，夫妇俩就前往那里就医。一路上，她看到甘肃自然条件严酷，黄沙漫天，唯一一所高中根本无法解决当地大量孩子的上学问题，于是动了在此建中学的念头。朱恩馀一听夫人的想法立刻答应下来，出资500万元，很快中学就奠基动工了。即便外出看病心里还想着资助孩子们读书，朱恩馀及夫人谢玲玲的助学精神感染了当地的建筑老板，他说“外地人都资助我们的小孩读书，本地人怎能袖手旁观。”他不仅主动把建设价格降到最低，还自掏腰包捐了钱。当年谢玲玲去世，为纪念可亲可敬的夫人，榆中县的这所中学从朱恩馀和谢玲玲的名字中各取一个字，取名“恩玲中学”。恩玲中学在朱恩馀心目中很有分量，“我建的学校，我要一直关心她，不能建好就不管了。”后来，朱恩馀先后三次回访恩玲中学，陆续为学校配备了投影仪、学生宿舍和食堂。如今恩玲中学已是拥有现代化教学设备的重点高中、省级示范性中学。

　　虽然只是一位企业家，朱恩馀帮助过的学生却遍布全国。“朱爷爷，真的是您!”从甘肃飞往江苏的飞机上，满脸稚气的飞机安全员惊喜地喊出“朱爷爷”。看着对方一脸欣喜，“朱爷爷”却云里雾里。经解释才知道，原来“朱爷爷”从未见过他，他却曾经天天见到“朱爷爷”，因为“朱爷爷”的照片就挂在恩玲中学的墙壁上。这位安全员就是从恩玲中学走出去的学生。同行人夸朱恩馀“桃李满天下”，他却说“这是上天给的机会，不是我做的，都是他们在帮我做慈善。”
 

朱恩馀在恩玲中学与学生合影
 

　　恩玲中学的生源多为农村偏远地区的孩子，为提高教学水平和升学率，2017年起，朱恩馀成立“教师进修基金”，每年出资14万元帮恩玲中学的老师轮流出去培训，前往上海华东师范大学进行短期学习。朱恩馀认为，学校必须配备好的老师，培养并想办法留下好老师，提高整体教学水平，这所学校才有持续的生命力。果然，恩玲中学连续好几年拿出高升学率的好成绩，把一批又一批学子送出漫天黄沙的榆中县，让他们有机会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1998年后，随着国家财政不断加大对九年义务教育资金投入，善源基金会将重心逐渐转向儿童健康、医疗等领域。2008年，朱恩馀主动出资加入江苏省慈善总会发起的“心蕊工程”救助项目，使众多先天性心脏病患儿重获健康。当第500个孩子获得资助手术康复时，江苏办了一场小型仪式，一名12岁的新疆女孩介绍自己被医治的经历，朱恩馀很受触动，只说了一句话“我继续做!”第二年开始就增加到每年资助270万元，后来又增加到每年300万元。目前“心蕊工程”已转到儿童大病慈善救助项目，每年仅“心蕊工程”一项，资助金额就达3000余万元。朱恩馀还加入江苏省红十字会，参与苏北新建农村卫生室的活动。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今，朱恩馀在江苏已累计捐赠超2亿元，在全国捐赠达3亿元。
 

2016年省慈善总会换届期间，朱恩馀再次向总会捐赠5000万元
 

三代人接力传承慈善家风

　　家喻户晓的朱敬文奖学金其实是在朱恩馀手中发展起来的，作为朱敬文的长子，朱恩馀在父亲辞世后，接过接力棒，将“自助助人，为国储才”的家风精神传承下来。

　　1985年，年近八旬的朱敬文在香港设立朱敬文教育基金会，遗憾的是，第二年老人家就患病了。面对刚刚成立的基金会，身为长子的朱恩馀毅然接手，继承父亲为国储才的宏愿。与此同时，考虑到当时中国香港社会日渐繁荣，祖国内地亟待发展，朱恩馀做出一个重大决定，把朱敬文教育基金会的工作重点由中国香港转向祖国内地的高等学府，大力支持内地的文教事业建设。

　　朱恩馀一生曾两度接手父亲的事业，以父之名办好朱敬文教育基金会，资助学生是其中之一;另一件是帮助父亲的制衣厂渡过难关，成为父亲事业上的左膀右臂。

　　1961年，朱敬文与他人合办的工厂因经营不善陷入困境，且亏损面临起诉。尽管朱恩馀当时心中装着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读制冷工程专业时学到的知识，拥有在香港冷气公司两年做领班、一年做主管的傲人成绩，但经过权衡，他还是决定辞去原有工作，帮父亲打理工厂。之后，朱恩馀又创办了自己的制衣厂，创办实业使朱敬文教育基金有了更为坚实的经济后盾。

　　终其一生，朱敬文都走在“为国储才”和“实业挣钱”的道路上。朱敬文本名朱朝钦，字敬文，1906年出生于江苏扬州江都县的一户农家，年少失学，16岁便到上海谋生。在从学徒工做起的日子里，朱敬文体会到生活的艰辛，更目睹洋人对中国人民的剥削和欺压。他深刻认识到，国家之贫弱，根源在于大量青少年缺乏受教育的机会。朱敬文青年时期便开始助学报国工作，资助清贫、优秀的青少年继续求学。为扩大助学范围，他从未停止对自己的提升。21岁时，朱敬文成功进入德国孔士洋行做职员。洋行每天中午有两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其他人都用来睡觉或娱乐，唯有他不愿浪费光阴，除去必要的就餐时间，其余时光都用于自学。由于勤于思考，他很快就掌握了商品市场的运作规律，成为一名销售员，继而成功创办属于自己的“朱敬记进出口行”，财力的增加，更有利于做大助学事业。回顾朱敬文的助学功绩，有三件事影响颇大。

　　抗战期间，朱敬文在苏州建义务小学。1942年，朱敬文在妻子杨畹珍家乡苏州腾出40余间平房，购置旧桌椅长凳，招聘教师创办“敬文义务小学”，并亲自担任校长，动员因战争失学的孩子前来免费上学。受朱敬文先生资助的敬文小学校友王泽清回忆，学校不仅为孩子们免除一切学杂费，还供给教材。王泽清一生都记得朱敬文先生毕业典礼上的教导：“小学是学习的基础阶段，今后的道路还很长，要尽量争取创造条件上中学、大学，培养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有用人才，改造社会，服务于大众” 。

　　自1942年起，朱敬文先后在江苏南京、扬州、常州多地中小学设立奖助学金。1944年，为了培养更多农村医生，又筹措经费，将这一助学善举扩展至大学，资助国立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等校前身)的医科和理科专业学生，后来发展至工科和农科，并通过当时的南京《民国日报》，呼吁各界人士“本育英之旨，源源倾助”，募集来的善款也全部用于资助学生。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朱敬文先生在中国香港创办“敬文留美奖学金”，资助学生出国留学深造。他广泛宣传，亲自走访，确定资助名单，并给予学生无微不至的关爱，亲自带领他们赴美入学，并每月去信鼓励、鞭策他们，不要蹉跎大好青春，切莫辜负家长期望。留美学生也不辜负朱敬文先生的良苦用心，就读一两年后，不少转考入哈佛、麻省理工等名牌大学，有的学业有成后回国报效祖国，如香港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李安国、中华网创始人叶克勇等。

　　朱敬文终生不辍于助学事业，改变了众多青年学子的命运，这背后离不开他努力实业挣钱作为“为国储才”的后盾。少年时代的朱敬文家境并不优渥，甚至可以说家境贫寒，他捐给教育的每一笔钱都是辛苦挣得。他为子女接受教育提供足够的机会，但主张其他方面都靠自己创造。朱恩馀等子女不论留英留美，朱敬文都只资助船票一张，半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包括各项开销都要靠他们自己兼职解决。与此同时，朱敬文先生一生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数十年的助学报国事业也给子女们树立了榜样，尤其是长子朱恩馀，长期受父亲熏染，十几岁时便跟随父亲到南京等地为助学工作四处奔波，早早地领悟到父亲“自助助人，为国储才”的助学深意。受父亲朱敬文耳濡目染，朱恩馀跟随父亲的脚步，一生都走在继续为祖国教育奉献力量的道路上。

　　起初，朱恩馀与夫人谢玲玲一起协助朱敬文选送留美学生，后来逐渐开始自己的慈善之路。家风也传承到朱恩馀的后辈，“朱恩馀家风很正，都是发自内心在做慈善。”黄翠玉这样评价。在父亲朱敬文以及朱恩馀的带动下，朱恩馀的妹妹和妹婿也在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建小学、盖中学;朱敬文的长女朱婵英、长婿蒋宁熙和二女朱婉英、二婿潘占熙四人在苏州大学设立“敬爱基金”，以“一帮一”的形式支持家境困难学生完成学业;朱恩馀的大女婿李承东和大女儿朱承青夫妇成立“承善基金”，用于资助扬州大学农学院学生，他们说：“攻读农学院的学生大多来自农村，经济条件很差，应对他们予以资助和鼓励”。

　　朱氏一门皆是贤达志士，都主张“教育报国”，令人欣喜的是，在朱恩馀的推动下，“敬文精神”还在万千受惠朱门的学子中生根开花。求学于南京师范大学的侯晶晶虽身有残疾，但在敬文奖助学金与敬文精神的支持下，不仅顺利完成学业，还成为中国首位“坐在轮椅上的女博士”，被评为“全国自强模范”“全国十大杰出青年”，当选为党的十七大代表;徐州师范大学第一届朱敬文奖助学金获得者李凤亮，毕业10年即成为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2008年当选为深圳大学副校长;在南京中医药大学，受助的学子们饮水思源，自发组织起来，成立感恩爱心社团，定期开展公益活动，原先常挂在嘴边的“回报社会”承诺得到落实，不再空洞……三十年来，“为国储才，自助助人”的“敬文精神”已根植于学子们的灵魂深处，朱敬文先生的良好家风也得以一代代传承下去。

做扬大爱、守公德、严私德的楷模

　　一生做善事的朱恩馀，在私德上也是无可挑剔。“他骨子里是个很硬气的中国人。”黄翠玉说，朱恩馀容不得别人说中国半点不好。每次见老朋友，聊到兴起，朱恩馀从不讲自己的成就，就爱“夸夸”中国。他说自己走过很多国家，但心目中只觉得中国人最勤勉踏实，总是生出一种还是自己国家好的骄傲感。

　　对于促进民族团结的事情，朱恩馀坚持不懈尽力参与。只要国家需要，他会毫不犹豫慷慨解囊。由于西藏和四川省藏区农牧民家庭因为放牧，长期逐水草而居，难以通电，更难看到电视，听不到新闻，不了解国家政策，于是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发起一个项目，用太阳能板的电视机，让藏区农牧民随时随地看到电视，了解祖国和家乡的发展变化。白天放牧时把电视机放在马背上接受太阳照射，晚上就可以看电视，这种电视被藏族同胞们形象地称为“马背电视机”。朱恩馀听说这个项目后，觉得很有意义，连续两年出资免费向牧民赠送“马背电视机”。

　　朱恩馀是商人，但很显然他不算一名“合格”的商人，因为老是做“亏本”买卖。成衣制造厂在夫人辞世后逐渐亏本，他不忍关闭。朱恩馀的成衣制造厂产品主要销往欧洲，本来大部分利润就给了奢侈品店，店铺卖一件时装利润就有几万，相较而言，朱恩馀只能赚到薄利。同时随着近年来欧洲经济不景气，很多百货公司都倒闭了，朱恩馀的制衣厂也逐渐入不敷出，这种状态已经持续五六年。他也不是没有想过关闭不盈利的生意，但看着制衣厂里跟着他干了几十年的很多老伙计，现在大多五十多岁，一旦成衣厂倒闭，他们这么大年纪，去哪里找工作呢。想到这里，朱恩馀决定再扛一扛，“等老伙计们都退休了，到时候制衣厂再关门也不迟。”

　　朱恩馀身上没有精明商人斤斤计较的劲儿，而是多了一份淡然，他总说“钱是大家的，我只是掌柜的，子女有本事就自己发展，钱都要留给善源基金会。”就像父亲朱敬文教育孩子的方式一样，朱恩馀只教给孩子们生存的本领，其余就靠他们自己挣。好在子女们既不需要、也不想要朱恩馀留下财富给他们，他们每一个人不仅都能自给自足，还能挤出钱来“兼济天下”。

　　朱恩馀一生着装都极其简朴，一条卡其色的裤子穿了十几年还在穿，而他的为人也像着装一样低调。朱恩馀每次出门都自己一个人坐经济舱，就算大家强烈请求，他也只勉强乘坐商务舱，还很“顽固”地自己提行李，坚持不带助理，为此还闹了不少乌龙。2017年，恩玲中学建成10周年，朱恩馀乘坐的飞机下午七点起飞，理应晚上九点多抵达兰州，但接机的人左等等不到，右等也等不到，打电话还打不通，急得满头大汗。原来朱恩馀在候机室内因办公太投入，没有听到飞机起飞的消息，误点了，也没来得及告诉接机的人。好在赶上最后一班飞机，才得以参加恩玲中学10周年庆典。下了飞机，朱恩馀还一个劲儿地和接机人道歉：“不好意思啊，错过了飞机，害你们担心。”

　　朱恩馀虽然有司机，但工作以外的时间，他总是尽量不麻烦司机。有一次，黄翠玉去香港，朱恩馀自己开车来接，却迷了路，绕了一个小时也没能接到人。最后无可奈何才打电话告诉黄翠玉，找不到路了。黄翠玉急得没办法，让他原地等待，等找到他时，发现他靠边停着车，自己一直站在车门外等，因为他怕黄翠玉看不到他。黄翠玉说，当时很受触动，这样一个质朴的企业家，不管身处何位，始终保持先为别人着想的高尚品德。出差在外，朱恩馀都忙不迭地给别人拎行李。黄翠玉每次都觉得好笑，“年龄上明明他比我还大十岁”。

　　黄翠玉认为，朱恩馀难能可贵的地方在于，他不算中国香港最有钱的那一批企业家，但他挣的钱却都拿出来做了慈善，从来都是认为只要对国家有利就行。朱恩馀做慈善不要任何宣传，也不要得奖，一辈子不争名不为利，不管是设立基金，还是捐赠项目，朱恩馀都尽可能不留自己的名字。但在新时代下，国家和社会不会忘记任何一个好人，在去年评选出来的第十一届中华慈善奖的名单里，出现了朱恩馀的名字。

　　1988年，朱恩馀给苏州儿童医院捐赠200万元，用于购买医疗设备，并建造儿童急救中心大楼。大楼建成时，石碑上有捐赠者的名字，朱恩馀夫妇俩看后，坚持要拆掉石碑，并诚恳地说：“我们只是普通港胞，对儿童福利略表寸心而已。”每当有人提及他们做的大爱善举，朱恩馀总是说：“有生之年，能为祖国做点小事很高兴。我们只是上天派来的账房先生。”

　　早在2012年，各高校的朱敬文奖助学金已有八成来自善源基金，目前这个比例已达百分百。苏州市敬文小学、吴县东山实验小学、东山陆港小学、哈密市小堡乡小学……这些名字的背后都凝聚着朱恩馀的默默付出，却鲜为外人知晓。一篇介绍善源基金资助小学的新闻下，一名网友留言说：“上小学的时候，就知道有一位名为朱恩馀的爱国港商在江苏扬州江都区捐助建造七里乡小学的事，以及著名的敬文奖助学金，我一直以为‘敬文’是他的字，没想到是他父亲，惭愧!”

　　去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到江苏视察时，对弘扬张謇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对民营企业家提出殷切期望，指出张謇在兴办实业的同时，积极兴办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造福乡梓，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

　　鉴往事，知来者。“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朽。”……张謇一生所孜孜追求的“有用”，在朱恩馀身上同样体现得淋漓尽致。当代很多有为苏商一直在传承“张謇精神”，做苏商表率，不仅借鉴他的成功哲学，更是常怀赤子之心，时刻将国家装在心中，将社会责任扛在肩上。三十多载执着追善、求善、向善，像朱恩馀先生这样的慈善家着实不愧于做“张謇精神”的当代标杆!

本版图片由江苏省慈善总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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