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公益报(本报记者  李济慈  综合整理)编者按：
      9月18日下午，“中华慈善论坛2020”在深圳会展中心举行。论坛以“重大灾难与慈善组织”为主题，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慈善总会会长宫蒲光，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中华慈善总会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郑功成，深圳国际公益学院院长、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中华慈善总会专家委员会委员王振耀，北京师范大学民生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中华慈善总会专家委员会委员谢琼，天津市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发展中心主任、天津师范大学心理学部副部长、中华慈善总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吴捷，国务院参事、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华慈善总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汤敏出席论坛并作主题发言。论坛由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刘伟主持。本报现刊登嘉宾发言集萃，以飨读者。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是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对人类生命安全构成空前威胁，对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造成巨大冲击，对各国治理能力带来严峻考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经过全国上下艰苦卓绝的努力和牺牲，我国在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已经取得重大战略成果。慈善组织在疫情防控中彰显了应有的社会担当，据民政部发布的数据，截至4月下旬，全国各级慈善组织、红十字会共接收社会捐款419.94亿，抗疫急需物资10.94亿件，相当于各级财政抗疫资金总投入的近1/3。疫情期间，各地开展各类志愿服务项目超过35.9万个，参与人员达691万人，志愿服务时间达2.3亿小时。
      在这场疫情大考中，慈善行业社会涉及面之广、公众关注度之高、政治敏感性之强前所未有，既为我们理解和审视慈善力量参与突发事件应对提供了难得的契机，也暴露了慈善组织发展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如慈善组织参与突发事件应对的体制机制有待完善；社会各界依法治善、依法行善的能力有待加强；慈善事业发展的内在动力有待进一步激发；慈善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慈善文化环境及舆论氛围有待进一步改善。
      此次抗疫斗争，是新时代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新起点，也是各级慈善组织进一步加强自身能力建设，更好参与社会治理创新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新征程。

      中华民族有着异常深厚的乐善好施优良传统，社会各界从来不缺爱心善意，但爱心善意也需要呵护，不能被伤害；中国已经积累了日益丰厚的社会财富，如果能够真正畅通人人行善的途径，慈善事业将是一支非常重要的社会力量；在《慈善法》实施四周年之际，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滞后的局面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需要处理好四对关系：一是法治与自治的关系，坚守法治、尊重自治是促进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根本所在；二是政府与社会（慈善）的关系，政府主导、政社（慈）合作是发展我国慈善事业的关键；三是非常态应对与常态运行的关系，或者应急与平时的关系，建立慈善应急机制并能够在非常态条件下从容应对是我国慈善事业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四是枢纽型慈善组织与一般慈善组织的关系，慈善事业需要大众化但慈善行业需要有引领者与协调者，这是形成良好的慈善行业生态的内在需要。
      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构建有利于慈善事业发展的完整政策体系，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同时激活慈善组织与行善者的内生动力与活力，尽快促使募捐为重转向募捐与服务并重的方向发展。

      欢迎大家从全国各地赶来，出席本次“中华慈善论坛2020”活动。我谨代表活动主办单位向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学者、各位慈善会同仁以及媒体界朋友的光临再次表示衷心感谢！通过大家的努力，今天的论坛非常成功，同志们就“重大灾难与慈善组织”的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专家学者和一些省市慈善会的会长进行了有意义的讨论，大家的发言使我们深切感受到了慈善的力量与信念。
      慈善事业是扶危济困的德政善举，是崇高而伟大的事业。我在这里代表中华慈善总会衷心希望全国的慈善组织团结起来，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历史起点上，为推进我国慈善事业更好更快更高质量的发展贡献大家的力量。
 

      我们要思考多样化慈善的现代格局。到今天，大陆的慈善总体格局已经形成，还有香港、澳门的专业化慈善格局。两岸四地现在开始交汇，包括“爱心奖”，包括各种各样的大善大爱交流。
      我认为现代慈善到了一个转折点，就是引领“善经济”，即有亿万人参与的以人为本的社会服务业。人类社会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普遍凝聚期。这个时候需要由中国之善来解决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特别是养老服务、儿童救助与残疾人救助等需要中国之善，整个社会服务体系没有善不行。
     首先，我们需要转变理念，将慈善和经济发展结合起来，要容纳大量的就业；第二，我们要抓住慈善事业爆发期的机遇；第三，我们要开发中华文明的优势。新时代是一场巨大而广泛的善经济革命，中华慈善具有特别的使命，不断促进中华慈善事业，包括两岸四地的全面振兴。
 

    从全球的角度来看，政府和包括慈善组织在内的社会组织的关系，在不同的阶段、地域、领域、主体当中的关系是不一样的。有些时候是对立的，有些时候是合作的，有些时候是一体的。
     总体上来看，目前我国慈善领域的政社关系还是一种处在传统的政府对慈善组织的管制关系当中。就是监管有余，支持和促进不足。在资源统筹协调机制方面还不太健全。
      构建慈善领域的新型政社关系，应该考虑：民生有什么样的需求；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方向和中华慈善的文化本质；在互联网时代信息技术对慈善新业态有怎样的影响。
 

      我现在负责天津市大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一体化管理机构，包括1400所大学中学、1600多所小学。大家知道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确实扰动了各方群体，对正常群体的身心影响也很大。我们要注意这样几类人群，就是慈善事业关注的特定人群：一个是老年人；二是特殊人群，比如精神障碍患者；三是疫情带来的突发性创伤的人群。
      危机就是生机，我们在危机当中看到了更多生长发育的力量。我想慈善不单单是给人们输送粮食物品，更多的是给予关爱、尊重、接纳和安全感。
 

      现在没有什么事情比脱贫更重要，今年实现了。但要把扶贫脱贫成果巩固下来，还要做好多年的努力。我们扶贫的对象是6000万贫困人口，而乡村振兴是要面对6亿农民。
      乡村振兴光靠电商是不够的。种植、养殖、旅游都是需要的。所以从两年前开始，我们把乡村振兴从电商推广得更加广泛。我们联合中国慈善联合会下的乡村振兴委员会，联合了一批像清华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高等院校和一大批项目。其中有农村政策、农村旅游、种植养殖等各种课程。第一期成功以后我们接着办了第二期，今年9月份开始第三期，现在已经培训1.8万人，报名还在不断增加。对于750万返乡青年来说，两、三万人还是杯水车薪。所以我们特别想和慈善会合作，把它更大范围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