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 陆建强

　　慈善公益报   当前，慈善已不再是简单的“捐钱救急”，而是促进社会治理、增进社会公平的重要调节手段，“一捐了之”式的捐赠模式已不能满足时代发展的需要。基于此，我们强调用金融的理念、金融的工具，构建实现社会价值、促进财富升纬的慈善机制，助力企业家自主可感知做慈善，更有效地解决社会问题。

　　从共同富裕到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擘画，“时代呼唤广大民营企业家谱写新的创业史”，民营企业家要以包容、开放和担当的视野，思考企业发展和社会价值实现的路径，担负起“先富带动后富”的历史使命。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会遇到各种挑战，需要理论界、金融机构和企业家共同努力，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中不断尝试、探索和总结。本文从“金融向善—善本金融—善本信托”的逻辑，诠释了金融助力企业家善行、实现社会价值的路径探索，让“先富群体”在主动推进社会建设中实现精神富裕，向更高阶的“社会企业”形态发展。

　　缘起：“先富带后富”的历史使命和企业家财富升维、实现人生价值的最好选择

　　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邓小平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目标已超额完成，新征程上如何将“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与“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稳步迈进”前后承接?辩证地处理好先富和后富的关系，促进共同富裕，是新时代民营企业家不可回避的历史使命。

　　企业家要在促进共同富裕中找到使命价值。改革开放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决策，“先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富起来，然后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特征，一定意义上也是改革开放之初就确立的“国家契约”。企业家作为改革开放的“先富群体”，一方面，他们凭借自身的勤奋、过人的勇气和先见之明，努力拼搏;另一方面，他们能“先富起来”也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政策红利，离不开政府和社会的大力支持。市场经济无法孤立运行，它从属并依赖于社会和政治，企业家的财富积累也不全是市场机制的“馈赠”。改革开放后，中国“先富群体”的财富奇迹正是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共同合作的结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探索中成功培育并释放了民营经济的创造性活力，形成“五六七八九”的发展特征。浙江是民营经济大省，今年8月发出了第1000万张营业执照，从温州人章华妹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首个合法个体工商户，到经营主体突破千万，是民营企业敢闯与政府敢为的生动写照。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先富群体”有责任和义务带动“后富群体”，但不是要“劫富济贫”，搞平均主义，而是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寻找公平和效率的新平衡，在更富裕的基础上实现新的均衡，跨越财富鸿沟的陷阱。

　　企业家要在“先富带动后富”中重塑社会形象。“先富群体”是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提法，但财富鸿沟不是中国的特有现象，是全球都面临的重大挑战。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统计研究发现，在过去几百年中的大部分时期，资本的回报率要高于经济增长的速度，靠钱挣钱总是比靠劳动挣钱要快。这意味着，当财富差距成为一条难以逾越的财富鸿沟时，社会就会陷入既没有公平、又没有效率的困境。近年来，“996工作制”引发舆论关注与声讨，表面上是劳资冲突，背后却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又如，部分爆雷的大型房地产企业，高额分红进入个人私囊，却将巨额负债甩给社会，严重破坏了社会尊重企业家的氛围。这些事件对社会个体的心理冲击是巨大的，共振后聚合成社会性群体情绪。情绪具有传染性，加之信息技术下兴起的新媒体传播方式，一些具有迎合性、偏见性的仇富观点，很容易转化为阶层对立的叙事。若不及时化解和加以诱导，往往会转化为诱发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或行为，社会财富也很难持续积累。作为“先富起来”的民营企业家，不能因为社会上出现了一些误读的言论，就以“躺平”的状态享乐奢靡，听任财富鸿沟不断扩大，更不能为富不仁，制造社会矛盾、挑起阶层对立，而是要增强家国情怀，在“先富带动后富”中重塑企业社会形象，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个人价值。

　　企业家要探索更高阶的“社会企业”形态的实现路径。许多经济问题本质上也是社会问题。如何让企业家在经济竞争领域实现“功成”后在社会建设领域实现“名就”?更高阶形态的“社会企业”在社会诉求与市场经济行为之间架起了一座共享的桥梁，提供了企业家参与解决社会问题、实现社会价值的新方案。根据亚伯拉罕·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们低一层次的需求相对满足了，就会向高一层次发展，追求更高一层次的需求成为驱使行为的动力。从为财富经营企业到为社会价值经营企业的使命转变，是企业家财富升维、迈向更高阶的“社会企业”形态的过程。当共同富裕成为时代必答题，衡量一个企业的价值就不只是商业模式的成功，更取决于其社会责任的担当，形成企业、员工、供应商与社会相互支持、相互成就的良性循环。如果一家企业真正对利益相关方负责，就会守住比较安全的边界，也会赢得社会认可和尊重。作为共同富裕先行示范区，浙江具备了运用第三次分配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早在浙江工作时，就在《之江新语》栏目中发表了《推进企业社会责任建设》和《在慈善中积累道德》等文章，倡导浙江的民营企业家要“更加主动、勇敢地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和义务”，“以自己的爱心和善行，提升自身的社会价值”。对浙江的民营企业家来说，这是信任、鼓励，更是鞭策和厚望。

　　从金融向善到善本金融：金融应担负起推动社会进步、助力企业家价值实现的重要使命和功能

　　在很长时间内，金融经常被诟病为“嫌贫爱富”，某种程度上加速了贫富差距、财富鸿沟的形成和固化。为打破金融“嫌贫爱富”的刻板印象，从金融向善到善本金融，我们将功能性放在第一性去思考金融的发展方向，以功能矫正、使命提升推动社会进步、助力企业家价值实现。

　　从均衡到共享，促进共同富裕的金融逻辑。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表述变化中可以看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已超越“落后的社会生产力”。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两大使命，首先要在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上破题，其配置的均衡性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因素。如在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上要有新办法。其次，要在建设共享型生态中积极作为，增进民生福祉，发挥金融基础性、保障性功能。如在推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社会建设的共创共享中要有新举措。均衡性发展、共享型生态是共同富裕的两大价值内核。前者是基本路径，通过提高经济社会发展的均衡性，促进解决发展带来的社会分化和撕裂问题。后者是基本保障，通过构建共享型的发展生态，重点解决好医疗、教育、养老等痛点问题。从实践来看，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场景应用主要有三类：一是链式金融场景。通过数智赋能产业链，推动链主企业与上下游各类企业一体化协同发展，为企业提供低成本、高效率、便捷化的资金支持。如浙商银行链式金融服务和省内十多个“产业大脑”达成合作，实现了金融“活水”精准滴灌。二是普惠金融场景。通过互联互通、资源共享的方式对量大面广的中小微客群精准画像，扩大金融服务的覆盖面，降低融资成本。如在杭州临平区试点推进“金服宝·小微”平台，以数智化的手段赋能中小微企业快速发展，致力打造成浙江数字化改革和融资畅通工程升级版的标志性成果。三是共富金融场景。通过推进政银合作，丰富金融机构的外部数据和渠道，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重塑区域金融生态。如浙商银行创设区域定制型产品服务“数智共富贷”，助力省内山区26县相关项目已获批授信额度超20亿元。

　　从获取到赋能，企业家价值实现的善本逻辑。现代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突出问题大多能在金融里面找到根由或踪迹，而且往往是没有坚持金融以善为本的结果。一段时期以来，资本无序扩张的背后是金融偏离了社会价值考量维度，究其根源在于金融服务的立场出了问题。众所周知，金融先天具有放大功能，服务善的主体就是放大了正的能量，服务恶的主体就是放大了恶的危害。从金融向善到善本金融，就是要把“善”的基因嵌入金融服务的场景中，构建以客户为中心的“抑恶扬善”评价体系。基于此，浙商银行推出“浙银善标”体系，探索差异化的激励机制，将更多信贷资源倾斜到“善”的客户、业务、产品和生态，形成“企业社会责任意识强—金融资源倾斜力度大—企业经营发展加快”的良性循环，让社会价值反哺企业的经营生态，实现“善”的企业、“善”的企业家可持续、有尊严、能提升的发展之路，推动金融向善真正从价值取向到实践落地。如何评判“善”的客户、“善”的企业?很重要的一条标准就是，企业是否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创造社会价值。市场经济是“利己”的机制设计，企业家在价格信号指引下追求利益最大化，这是获取的过程，必然会产生贫富差距。因此，我们要从社会价值视角推进“利他”的机制设计，通过伦理道德塑造“利他”的社会舆论，使企业家在“利他”行为中获得内在的满足，这是给社会赋能的过程，进而弥补贫富差距。从利己到利他，从获取到赋能，为企业家“同时履行社会责任和追求经济效益找到了更具说服力的解释”。

　　善本信托：自主可感知慈善模式围绕“三大场景两大功能”开启金融助力企业家善行的实践探索

　　“以善为本”的文化根基、价值理念促成了金融与慈善相容性底蕴的形成，慈善金融的理念也由此孕育而来，是金融与慈善的“双向提升”，也是善本金融实践探索的重要领域。在举旗金融顾问制度、创建临平综合金融服务示范区和探索高于ESG理念的“浙银善标”后，浙商银行正在谋划实施善本信托工程，构建企业家实现社会价值、促进财富升维发展的慈善机制，围绕“三大场景两大功能”助力企业家自主可感知做慈善，不断丰富善本金融的实践探索。

　　自主可感知慈善模式的基本内涵。当前，慈善已不再是简单的“捐钱救急”，而是促进社会治理、增进社会公平的重要调节手段，“一捐了之”式的捐赠模式已不能满足时代发展的需求。基于此，我们强调用金融的理念、金融的工具，构建实现社会价值、促进财富升维的慈善机制，助力企业家自主可感知做慈善，更有效地解决社会问题。“自主可感知”表现为企业家参与慈善的自主性、可感知和可持续。具体而言，自主性是企业家在选择参与慈善上是自愿、有选择的行为。在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企业家对慈善的理解以及履行能力是不同的，行善意愿、行善能力也是一个渐进的提升过程。可感知是指企业家在慈善行为过程中的参与感、获得感，是企业家主动地寻求对企业长期发展、社会价值创造有利的捐赠项目，认真追踪和评价捐赠效果是否达到预期目标。相较于谁的捐款更多，如何让钱花得最有效是企业家更为看重的。可持续是指企业家行善行为不是偶然、零碎、短期的，而是长期的规划，有意识地结合社会价值、企业战略以及自己的慈善诉求融为一体，这种基于内生的慈善行为是持久的。

　　自主可感知慈善模式的文化传统。以善为本、以慈为怀，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是善本金融文化养成的根基，也是企业家实现社会价值、促进财富升维的精神形塑。从社会环境层面来说“慈善捐赠行为是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当前中国的社会结构较之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已发生了深刻变化，但我们要充分考虑“差序格局”在基层社会的影响力，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慈善文化传统。进而言之，大部分企业家仍遵循着传统伦理观念，立足于恻隐之心，强调亲友相济、邻里互助、由亲及疏、由近及远的行善逻辑，如果背离了这个逻辑，就很难得到他们的认同，也就很难让他们深度参与。换而言之，慈善是社会倡导的一种美德，不能脱离所处社会的文化母体而存在。西方罪感文化根源是基督教的“原罪说”，人既然有罪而又无法自赎，所以时刻需要忏悔。东方耻感文化根源是儒家的“廉耻观”，做好事是因为有面子，这种注重“面子”的文化心理，更在意社会评价，所以要明礼知耻、崇德向善。因此，“人情”、“面子”以及相关的“关系”、“报”和“缘”等概念，构成了一套“差序格局”视角下由传统文化制约而成的社会向善机制。

　　自主可感知慈善模式的创新实践。

　　基于自主可感知慈善模式的基本内涵、文化传统，浙商银行牵头实施善本信托工程。具体来看，通过善行资本公益联盟，联合信托、律所等专业机构，形成一站式慈善金融服务方案，围绕企业自身产业生态、企业家出生地和所在地三大场景，重点服务企业家设立两类慈善信托：一是以传统民生领域项目保障困难群众生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困难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二是发挥乡贤企业家作用促进社会“善治”，围绕基层社会治理定制个性化、多样化的慈善项目，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2023年5月，浙商银行组建了善本信托工作专班，率先在浙江的省内分行推进试点。经过4个多月的筛选、复核，目前共有30余家企业家客户有意向围绕“三大场景两类慈善项目”参与善本信托工程，设立体现自己慈善意愿的信托计划，合计意向金额超过1200万元。其中，12个拟设善本信托以服务传统民生保障为主，8个拟设善本信托聚焦于基层治理领域，4个兼顾传统民生与基层治理。对这些“向善”的企业家客户，浙商银行将在“浙银善标”中加大授信的正向激励，适度提高风险容忍，并在善本信托项目中提供相关的减费让利服务，后续还将通过公益基金会深度参与。

　　打造共富特色的善本信托品牌。善本信托是从金融向善到善本金融的具体实践，是构建实现社会价值、促进财富升维的慈善机制的重要探索，将开启金融助力企业家自主可感知做慈善的大门，为“先富带动后富”找到实现路径，区别于一般的慈善信托，具有鲜明的共富特色。首先，它是“差序格局”下基于桑梓荣誉的情感投资。中国人对家乡有一种特殊情感，掺杂着面子、荣誉、自豪等，就像百年前的浙商乐意为家乡架桥铺路、扶贫助学，这种“基于乡土之情的道德义务”是驱使他们行善的动力。其次，它是社会价值引领经济价值的探索。企业家思考及解决社会问题的一个重要逻辑是，将战略性思维融入慈善捐赠，尽可能地服务企业所处生态圈内的多元利益相关方，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积累社会资本，实现企业与社会双赢。再次，它是推动慈善资源融入基层社会治理。企业家在参与社会建设中将慈善资源转化为治理能效，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助力打造“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共享”社会治理共同体。善本信托的实践表明，企业家一手抓经营，一手抓慈善，能让看得见、摸得着的慈善转化为深厚的社会资本反哺企业经营，让企业从创新能力强的经济主体转化为有爱心、很温暖的社会主体，有效改善企业的长远发展环境，达到社会价值和经济目标的有机统一，成为“富而有责，富而有义，富而有爱”的典范。

(转载自《中国银行业》2023年第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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