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保体系主要由“五险一金”组成。其中，养老保险总费率28%（单位缴费20%、个人缴费8%）、医疗保险8%（单位缴费6%、个人缴费2%）、失业保险费率2%（单位、个人比例各省区市自定），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由单位缴费个人不缴，工伤保险平均费率为0.75%，生育保险的平均费率为不超过0.5%。住房公积金最高限是24%（个人、企业各缴费12%）。此外，随着社会平均工资的增加，缴费基数也会随之上浮平均达10%以上，从而导致职工工资上涨空间被过高的社保费率冲减。目前，在全国大部分地区，社保缴费率已达到企业工资总额的40%左右，为北欧五国的3倍和周边国家地区的4.6倍。如此之高的法定缴费率不仅在国际上独占鳌头，而且严重削弱了企业竞争力，早已对企业和个人造成了负担。再不降低缴费率，就会涸泽而渔，导致企业无力为职工支付社保，职工扣除费率后大幅缩水的工资也会影响到生活。

 

　　继2015年上半年国务院决定降低职工失业保险费率、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费率。有消息称，生育保险和医疗保险也将合并。据不完全统计，虽然社会期待的最大头养老保险费率没有降，仅这几项保险费率的下调，每年就可减轻企业和职工负担700亿元左右。

 

　　而问题的症结在于，在劳动力成本急剧上升的当下，虽然降低社保缴费率成为降低企业成本的重要突破口，但费率一旦降低就面临着基金的收支不平衡加剧，社保支出就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一面是社会保险和养老保险基金面临的挑战，另一面是社会呼吁降低社会保险缴费比例的呼声，这成为一个两难选择。山东省社保部门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当地已经连续多年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待遇，退休人员年年还在在增加，社保支出每年也随之增加，地方政府也处在尴尬的境地。”这意味着，老龄化社会带来的养老压力将越来越大，地方政府想降又不敢降低费率。一旦降低社保费率，而没有新的增值收入，将来养老金拿什么发？所以降费是把双刃剑，考虑不周就会造成寅吃卯粮的局面，现在的负担就会积压成未来更重的负担。

 

 

　　社会保险被称为“第二财政”，尽管主要被用于民众养老、失业、医疗等方面，但仍然具有税收性质。社保缴费基数居高不下的背后更深层的原因是我国社保制度建立较晚，部分人没有缴费或缴费积累不足，但仍可享受社保待遇，使得我国社保基金给付增长大于缴费增长。过高的社保缴费比例，既反映了社保制度存在的缺陷，也反映了财政收入分配制度不尽合理。如今，调低社保缴费比例，已经箭在弦上。在做好社保缴费减法的同时，还要做好加法，补偿增量。

 

　　“目前财政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比例过低，社保基金主要依赖企业缴费，其次是职工缴费。因此，中央和地方财政应适当安排资金，增加社保支出，补贴企业和个人养老保险缴费，并积极拓展社保基金的其他收入来源。”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杨燕绥对记者表示。

 

　　要降低社会保险费率，关键是要明确钱从哪里来。数据显示，目前社会保障支出占我国财政支出的12%，远低于西方国家30%至50%的比例。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曾表示，在“划拨部分国有资产补充社会保险基金"的基础上才有条件适时降低社会保险的费率，如果没有划拨补缺口就没有条件降低费率。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张车伟认为，降低社会保险费率不仅通过划拨国有资产、提高国企分红、加大财政补贴等方式还清旧账，更要加强养老金投资管理，争取“让钱生钱”。

 

　　要解决社保缴费率偏高、实现收支平衡的问题,与“养老保险并轨”的推进密不可分。一旦啃下“养老并轨”这块硬骨头,建立与城镇职工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就不仅仅意味着全国近4000万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养老将告别“免缴费”时代,也将会在全社会形成基础制度统一、公平的保障取向,使各类群体获得积极正确的保障预期。

 

　　通过税收的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鼓励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解除百姓后顾之忧，也是重要的路径设计。"社会基本养老保险、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是我国养老保险体系的三大支柱。第二支柱补充养老保险，主要包括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目前已经有了税收的优惠政策。第三支柱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相关税收优惠政策也在研究中。"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表示。

 

　　社会保险的本质也是一种福利。中国现行的社保制度虽然从法律层面固定了企业强制征缴的义务，但是仍缺乏系统的顶层设计。应该换个角度，从激励企业与个人出发，不断缩小社保金缴纳比例，完善社保制度，增加公共福利，让社保驶入持续发展轨道，真正发挥提高员工福利和养老保障的功能。（方永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