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治社会，公益诉讼已成满足公共利益需要、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构建公民社会的重要手段，其重要性在很多国家得到了充分的验证。也正是因为看到了公益诉讼在实现社会法治上的巨大推力，社会大众才对此给予了高度的期待，并对“史上最严”的环保法给予厚望，希望法律层面的突破成为公益诉讼的强大推手。

 

　　然而，理想与现实之间总是呈现出极大的差异性，美好的理想被残酷的现实击得粉碎。日前，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主体不适格”为由，驳回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起诉当地8家企业涉嫌污染腾格里沙漠的案件。腾格里沙漠污染事件受社会关注，领导有批示、媒体有报道、舆论有关注，部分责任人也受到了应有的惩处，然而公益诉讼之路却举步维艰，没有实质性的突破，一个“主体不适格”的理由，就足以将诉讼者挡之于法庭门外，让其陷入“欲诉而不能”的困境之中。环境公益诉讼的现状如此，由此也可以得到窥管见豹的解构。

 

　　没有公益诉讼，意味着在行政处罚和刑事追究之外，难以实现份量更重的民事赔偿，责权利也无以做到对等。很显然的是，公益诉讼成为对此最重要的补充部分，也是权利社会的法治补充。虽然公益诉讼在国内还处于起步阶段，不过有了环保法的法理支持，各级法院环资庭的体系构建，加上日益趋同的社会共识，环境公益诉讼却处于寥寥无几，而环资庭也面临对环境类案件“无案可审”的局面，让法治社会的成色黯然失色。

 

　　造成环境公益诉讼之难的原因，源于各种利益关联之下，环保组织在公益诉讼过程中受到的阻力太多、压力太大，获取成功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障碍。其间既有被诉讼企业的顽强抵抗，也有出于利益考虑的地方权力的干预，使得“不合作的态度”直接影响了法院的独立判断力，在“向领导请示”的普遍规则下，环境公益诉讼处于难立案、难诉讼、难胜诉和难胜诉的高成本中。即便偶有成功的案例，也因为过程的复杂和艰难，让欲效仿者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并因之望而却步。

 

　　法院不能做到独立立案和审判，并给予公益诉讼最大的制度性支撑，那么所谓的法治就很难实现。而各种独立的第三方机构，基于各种因素考虑而拒绝提供支持，也足以证明受到的各种干扰太大，社会法治的基础还很脆弱，尤其需要通过各种层级的公益诉讼的累计，而增强法治的意识与习惯，并由此增加法治的底蕴与厚度。否则，单纯就法治强调法治就会成为无源之水。因而，当前最重要的一个任务，便是解决如何确保司法机构本身的独立性、公正性，并以纠错机制上得到确保，至少不能让“拒绝立案”成为环境公益诉讼最难以越过的门槛。

 

　　环境公益诉讼遇阻让法治蒙羞，也足以说明推进社会法治，实现环境治理法治化还任重道远。相比于全国性的遇冷，贵州的环境公益诉讼可以说出现了“井喷”之势，究其原因还在于导向机制明确之下，各项配套机制得到了保障和落实。透过此也足以说明，环境公益诉讼在现有的基础上实现破题，并非是难以完成的难题。贵州环境公益诉讼井喷已成现实样本，其成功的经验足以说明，法治建设作为一个体系化建设，离不开各个环节的共同进步，如何让公益诉讼不再困难，既需要得到技术上的破解，更需要从法治建设的大局上去破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