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功成
慈善公益报 1994年中华慈善总会的成立,是我国现代慈善事业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大事件,因为它催生了为慈善正名,让慈善重新回到了主流话语和公众视野。中华慈善总会成立以来的实践,更以自己的治理建构、综合服务和有效作为,生动地展现了慈善事业的社会价值和独特功能,也为中国特色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示范。在中华慈善总会成立30周年之际,谨致以热烈的祝贺。
郑功成
过去30年间,我有幸参与过中华慈善总会的一些事情,见证了中华慈善总会的发展历程。特别是和两位创始会长的交往,让我留下终生难忘的记忆。崔乃夫会长是中华慈善总会的创始会长,也是十分爱护我的一位长者,他以其战略性的远见和充满睿智的决策,开辟了改革开放后利用社会力量助力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的新路,发展慈善事业构成了其中的浓墨重彩的篇章。我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多次参加他召开的小型会议,其中1995年春的一次会议期间他征求我对中华慈善总会的建议,我第二天呈上了10条书面建议,其中有一条是建议建立国家层级的慈善表彰制度并奖励慈善家,崔先生专门和我谈论,说当时条件不成熟但以后应当是方向,当时条件不成熟的原因是公众对慈善的不了解甚至还存在误解,一旦奖励的对象或人物有瑕疵,将会损害中华慈善总会的公信力,也会对新生的慈善事业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我当时还不以为然,认为对行善者中的代表性人物授予国家级奖励是发出明确的鼓励行善的信号,即使有个别授奖对象事后发现不合格也可以清除。后来有一次去拜访他,他专门和我谈及公信力对慈善组织乃至整个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性,强调做慈善的人与机构应当有真心向善、严格自律的职业精神。我在2014年创立中国社会保障学会时邀请他担任顾问,他明确给予大力支持并欣然应允,同时也希望我将学会办成能够对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具有促进作用的公信力强的学术团体。因此,作为中国现代慈善事业的重要开拓者,崔乃夫先生从创立中华慈善总会之时起就是以维护慈善事业的公信力为出发点的,他对中华慈善总会声誉的珍视值得所有慈善组织领导者仿效。
阎明复会长是又一位可敬可爱的师长,也是推动我将慈善事业研究作为主攻方向之一的老领导。1997年中华慈善总会组织召开全国慈善工作会议,邀请厉以宁教授和我做主旨报告,厉先生讲国际惯例,我讲的是中国特色。在当时一切以追求国际惯例作为参照系的背景下,我的观点显然并非主流。但阎明复会长却在会后以中华慈善总会的名义委托我主持撰写《中华慈善事业》一书,这当然显示了他对我观点的认同。当我完成《中华慈善事业》书稿并向他报告时,他审读后给予很高的评价和明确的鼓励,这本书也成了我国改革开放后最早的一本研究中国慈善事业的专门著作。应当说,我的中国慈善事业应当走中国特色发展之路的信念及此后的一系列理论思考都源自1997年至1998年得到阎明复会长的认同与指导。在他任会长期间,他首次动员演艺界人士参与慈善事业,通过义演与大型晚会的形式帮助募集善款救灾,他还利用自己在国外及港澳台的影响力积极为中华慈善总会开拓境外筹集慈善款物的途径,所掀起的慈善热潮不仅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慈善总会的发展,而且在全国慈善界起到了十分明显的示范作用。
正是在崔乃夫、阎明复两位老会长的主持下,中华慈善总会打上了中国特色慈善组织的烙印,这一烙印至少包括坚持党的领导、与民政部门紧密关联、做到服从全局与服务大局、开辟国内与国际两条渠道、募集善款善物和提供综合服务并行等。正是在中华慈善总会的引领下,各地成立了众多类似的慈善组织,这些组织事实上构成了全国慈善组织图谱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中华慈善总会成立至今,在历任会长的接续努力下,特别是在现任会长宫蒲光先生的领导下,得到了持续发展壮大,从海内外募集慈善款物价值累计达1600多亿元,通过紧急救援、扶贫济困、安老助孤、医疗救助、助学支教等多类慈善项目,使数以千万计困难群众得到不同形式的救助,在我国慈善领域所起的示范效应堪称重大。中华慈善总会的成功,无疑是中国特色慈善事业发展的榜样。
我们已经进入了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提速、全体人民走向共同富裕步伐明显加快的新时代,新时代更加需要发展好慈善事业。而在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进程中,崔乃夫先生对慈善事业公信力的重视与维护、阎明复先生对中国特色慈善事业的认同与实践,不仅为中华慈善总会的健康持续发展定下了基调,也为我国慈善事业的健康持续发展留下了值得并需要永续传承的基因。中国的慈善事业必须始终坚持走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并在这条创新之路上获得跨越式发展。
在中华慈善总会成立30周年的喜庆日子里,简要回顾两位创始会长给我留下的异常深刻的点滴印记,既是为了缅怀他们在推动我国慈善事业发展中的卓越贡献,更是祝愿中华慈善总会在慈善领域继续发挥引领作用,进而祝愿我国慈善事业获得更快、更好的发展。
(作者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盟中央副主席、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中华慈善总会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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